㈠ 紧急!!!小说<水葬>是如何渲染这场悲剧的艺术氛围的.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贵州这个偏远省份走出来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而蹇先艾的存在无疑让我们感到些许欣慰。尽管,“地域性”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地域所限宥的作家,在文坛高手如云的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他出道不久便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时至今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小说读本中,蹇先艾和他的小说仍然不可或缺。可以说,他是贵州上世纪上半叶取得成就最高的作家。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因为偷窃行为被村人处以极刑(水葬)的故事。这样的处置在村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天经地义”的习俗背后的野蛮:母亲挂虑着她的儿子,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小说没有再往下写。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位母亲知道真相后她的心情将是怎样。作品彰显出两重的悲剧———儿子的惨死和母亲等待的无望,彰显出两重的人性————残酷和怜爱。其实,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群众”(村人)的可怕,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可怕————假“道德”之名,既可以获取道德之名(伸张正义),暗地里又获取了近乎本能的施虐之快———以群体强大的力量在个人无安全之虞的情况下毁灭了一个从生理上(仅一个人)和心理上(有负罪感)无从反抗的个体。这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道德”。另外,围观的看客(正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也一样经验着看的满足————不仅是冷漠,而是在看的过程中同样宣泄着施虐的快感。正因为残忍的存在,我们才感受到晦暗中母爱的光芒。我以为,文本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
《在贵州道上》是蹇先艾另一篇代表性作品。作家以冷静的笔调刻划了贵州山道的险峻、山民生活的困苦及其蒙昧的精神状态。人与环境均属于或处于一种特别而极端的状况,读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自然极为深刻。
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与其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往往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来表达时代主题的(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师承鲁迅,响应“文研会”倡导的表现)。时代变化导致写作主题的变化,先是“反封建”的主题,后是“抗战”主题。这样的主题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作家来说是共同的,而蹇先艾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将这样共同的主题融入了他独特的乡土世界———即贵州(黔北),这是一个有别于都市的世界,同时亦有别于其它乡土作家的乡土。而且,蹇先艾在其作品中自觉地、竭力地张扬其乡土的特殊性,以获得属于他的“地域性”(于外界而言就可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以此确立其写作个性(我们知道,没有个性的写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或许就是蹇先艾的写作策略,具体地说,他的策略表现为:有意识地选用黔北方言,加入风土人情的描写以突出地方色彩,对崎岖山路及天气进行渲染等等。
尽管,有时表现时代的主题,会显示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时代的主题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复存在,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品也往往会因此而削减其魅力。因此,现在来看蹇先艾的小说,其意义也许更在于文体之上。同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蹇先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写作,基本上是对意识形态的图解,甚至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改写。这已不仅是蹇先艾个人的悲哀,而是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哀,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