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地上的战役短篇小说

『壹』 洼地上的战役的作者介绍

路翎（1923-1994），男，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升如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态没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帆笑纳等。

『贰』 路翎是否参加过战争

没有参加过。

【路翎】（1923～1994）现、当代作家。原名徐嗣兴，笔名冰菱、烽嵩、未明等。原籍安徽无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商人家庭。曾就读于莲花桥小学和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嗜读中国古典小说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迁至基清湖北汉川，发表《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1937年冬流亡入川，在合川的国立四川中学求学，参加组织哨兵文艺社。翌年编辑合川县《大声日报》的文艺副刊《哨兵》，开始发表小说，引起文坛注意。因《哨兵》发表触犯当地官绅的作品，于1939年读高二时被开除，于是投稿给《七月》，得以结识胡风，在胡风的影响和帮助下，迅速成为“七月派”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1940年起在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等处任职。1946年回南京，一度失业。1948年任教于中央大学。在此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炼中》，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戏剧《云雀》等。他的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展现了中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反映了战乱岁月中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自发反抗的精神。他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显示了强烈的主观色调和犷悍、悲壮的艺术风貌。路翎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这是继巴金的《家》之后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及子女所走曲折道路的宏大作品，以此表现“青年知识分子为幅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它是一部展示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历史命运的史诗性作品，引起广泛的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后调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从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戏剧《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1952年赴朝鲜战场采访，著有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小说、报告文学集《初雪》。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首笑引起强烈反响。此时作品注重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显示明朗的色调。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蒙冤入狱多年。198O年平反，任戏剧出版社编辑。发表长篇小说《群峰顶端的雕像》（《战者锋含争，为了和平》第一部）。

『叁』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肆』 洼地上的战役被批评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被批判
由于作品选取了一个最容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一个朝鲜姑娘间朦胧的爱情，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列的反响，也有人对其进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风牵连，作者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小说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文悉念革"后，小说被收入小说集《重放的鲜花》之中。

批判的真实
现实并不像文学那么美好，路翎真诚而执著的写作并没能让他摆脱1952年以来文坛斗争鬼魅般的纠缠。在当时，为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文艺干部中整风，并肃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胡风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评，而作为胡风余滑好友的路翎也被涉及，到了9月25号，某著名作家《致路翎的公开信》的发表，更是“上纲上线”，将胡风等人定性为一个对抗党的文艺政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受此影响，路翎的剧竖陆腊本无法上演，小说也遭到批评。路翎去朝鲜，本来就怀着摆脱困境走向新征途的希冀，这个希冀在文学中得到了实现，但在现实中再次落空。

1954年上半年开始，在报刊上就不断出现对《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文章，纷纷给作品扣上“个人主义”、“温情主义”、“悲观主义”的帽子。路翎陷入深深的沉默和苦闷，继而，又不甘心地对这种粗暴的批判展开了反驳，他用长达四万字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来阐述《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及表现手法。他举出苏联一些优秀的作品为例，说明当爱情和爱国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爱情是圣洁的，而非污秽的，至于作品中战士的牺牲，也并不意味着悲观主义，在文章中，他对批评者武断地乱下政治结论而不讨论创作的得失，表示了深深的失望。

可是，形势急转直下，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1、2号合刊，对胡风的批判正式揭开帷幕，而同时开始连载的路翎的那篇申辩长文也成了仅供批判的反面教材。4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台湾特务破坏失事，人们无比愤怒。但更意外的是，突发事件引起的愤怒竟然倾泻在了被说成是“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胡风等人身上。
说明当时文革，右倾错误的严重体现

『伍』 《洼地上的“战役”》在战争小说中的创新性

《洼地上的战役》首先在切入点上带有创新：纯袭圆小说选取了一个最容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一个朝鲜姑娘间朦胧的爱情，从爱情与纪律所引发的感情冲突中，具体地写出一种更崇高、更伟大的对于朝鲜人民的爱，对于和平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更加深刻地展示出志愿军战士伟大的胸怀和美好、高洁的心灵。也使小说具做塌有了独特、感人的艺术魅力。其次，小说还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真实、感人，这在战争小说里也是一个创新。为了更好地展示志愿军战士的伟大精神和美好心灵，作者十分注意对战士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的揭示，十分细腻地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如王应洪初知爱情时甜蜜、惊慌的心境；金圣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王顺对两位年轻人之间感情的理解、禅瞎对家乡亲人的怀念，都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使之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独具风采的艺术典型。

『陆』 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内容

《洼地上的“战役”》虽然经历岁月沧桑的考验，但仍是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值得一读的佳作。小说的大胆地涉及了战争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情问题。 志愿军侦查员们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朝鲜姑娘金圣姬一家人因为中国志愿军的军风（国际主义精神、助民为乐等等）而对他们十分好感；年轻、单纯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对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慕遐想之情。这种特殊、微妙的感情，被班长王顺察觉到了。
对这种特殊际遇中产生的爱情之芽，你总不能说它是邪恶，你很难去苛责它，尤其是对是位老百姓、一个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王顺发现王应洪一个心眼儿渴望参加正义战争，他在驻地训练时助民为乐，根本没有爱恋异国少女的想法。于是，班长引导王应洪，一方面要珍惜姑娘的爱情，一方面也要严格准守纪律。王应洪派没是个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他不无痛苦但又是自觉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一次，王应洪在金圣姬为自己洗过的军装衣袋里，发现姑娘赠送的袜套，他毫不犹豫地把事情报告了班长，并生硬地将袜套还给对方。在执行任务时，他又在衣袋里发现了那双袜套，还有一条绣花手帕。在战斗的间歇中，他把这件事向班长作了汇报；班长告诉他战斗结束尘郑纳，再还给对方。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遇到了敌人的巡逻队，为掩护战友，王应洪牺牲了。王顺将染着烈士鲜血的手帕和王应洪的一张照片交给了金圣姬。
最后朝鲜丛侍姑娘金圣姬在勇敢面对可爱的战士牺牲之时，感情也变得成熟、庄严而崇高了。 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纯朴、朦胧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在爱情与战场纪律所引发的情感冲突中，我志愿军战士所具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赞美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柒』 路翎的作品争议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悉粗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山戚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对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领以前供给制时的二十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后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睁唯镇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说：“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的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气、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捌』 《洼地上的战役》读后感

路翎 [7][4]的《洼地上的“战役”》写于1953年11月。这是作者到朝鲜战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就的。小说着力塑造了年轻战士王应洪的形象，他恪守军人职责，对人非常憨直。作者还以大量笔墨写到了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悲剧性的爱情。在处理这种个人情感和部队纪律的矛盾冲突时，作者基本上止于对爱国主义、军人职责的强调，而并未能够深入探讨人对个体情感捍卫的正当性、人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体价值羡兆好时的复杂内心世界。王应洪过于单纯地认定了自己情感的非法性，这篇小说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搏斗以刻划人性的复杂这一方面，与路翎以往的作品相比其实是倒退了。
尽管如此，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方面仍是同期作品难以比拟的。王应洪的内心活动以及他和金圣姬相处时的言行、神态描写是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文字。在班长找他谈话后，他首先苦恼的问题便是“明天一早起来替不替老大娘挑水呢？他想，不挑算了，为什么要叫人误会呢？”王应洪的可爱在于他不是一个光想着自己的人，所以当他“看见了灯光下的老大娘的疲劳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她正在推着磨子，艰难地耸动着她的瘦削的肩膀；而从屋子里面，则传来了劈拍劈拍的单调的声音——金圣姬姑娘在打草袋”，他的内心便十分懊恼： “我是清清自白的，我哪一点也没有错，为什么要这么不相信我呀！”最终他的责任感告诉他：“不挑对不起人！坚决要挑！”
作者在对王应洪和金圣姬交往中的微妙心理进行描写时不仅仅注重他身上革命性的一面，也极欣赏他作为一名大男孩面对异性爱情的慌张、甜蜜感情的涌现，小说写出了王应洪内心的复杂，那就是：作为一名服役军人他觉得姑娘的求爱给他带来了烦恼，但年轻人特有的对感情的需求又使他内心深处有点喜欢姑娘的行为。作者以此作为血肉丰满了革命战士刚硬的骨架。这样的书写就突破了革命战士只有面对敌人的英勇，只有铁的纪律，却少有常人的情感这样一种僵硬的模式。
赋予革命军人以人情味，甚至于写他们由兄铅此而生的一些弱点，猜森使小说生动了起来。这些英雄也正因有了这样一种人情味，他们对一切维护人道的行为才格外拥护，而且这也使他们和普通大众有了相通之处，使得革命英雄人物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从广大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人。然而在1953年9-10月召开的中国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已提出要塑造英雄人物形象，要突出地写他们的光辉品质，忽略他们的缺点。特别是当时儿女之情、亲情、一切非阶级关系的感情都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形式，是被当作人的弱点需要克服的，这就可想《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的命运了。
这篇小说连同作者的另两篇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被批判为“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洼地上的战役》被指责为“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 ‘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指出，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 [8][5]这就否定了小说中流露出的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同情，而今天读来，它却是最打动我们的地方。由此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还是要反映出人的普遍情感形式来，哪怕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发表时受到批判，或者被埋没，只要它的这种反映是生动的，深入的，经历时间的洗汰，它终将得到认可。

『玖』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有哪些，出了“三红一创”之外的。

杜鹏程《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茹志鹃《百合花和漏》、吴强《红日》、罗广斌《红岩》、梁斌《红旗谱》、孙犁《风云初记》颤闹、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姚雪垠《李自成》、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苦唤洞烂菜花》、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路翔《洼地上的战役》、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等

『拾』 洼地上的战役的介绍

《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的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举逗判》1954年第3期。后收入作家的小说正改散文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以抗美援朝题材，热情讴歌中朝人深厚友谊的优秀作品。由于作品选取了一个最容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一个朝鲜姑娘间朦胧的爱情，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列的反响，也有人对其进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风牵连，作者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小说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后，小说被收入小说集《重放的鲜指蔽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