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英美文学小说为什莫如此繁琐，琐碎，与中国人思维有何不同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
内容提要 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 后经典叙事学 跨学科 新发展 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一、 女性主义叙事学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第一个目的大获成功，但第二个目的却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旨在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研究对象主要为男作家的作品)的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聚焦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以为可以借此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但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涉及的是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特征，这跟通常的语法十分相似。就拿大家熟悉的主语、谓语、宾语之分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都是无需考虑语境和性别差异的结构位置。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也是如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分，“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这些结构与语境和性别无关。为了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将叙事性别化》一文，该文对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在身上书写》进行了分析，分析聚焦于叙述者的性别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兰瑟建议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成分收入叙事诗学。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
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倘若是有标记的，就可以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大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究竟是明确表达出性别还是用一些规约性的方式来暗示性别)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8）
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中，“性别”可谓充满了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兰瑟的这种区分中，“性别”却成了一种抽象的结构特征，既脱离了语境，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成了一种“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的“形式”特征。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脱离千变万化的语境，才有可能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女作家常用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若这些成分已进入叙事诗学，那么这些研究对叙事诗学就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在作品阐释中，我们可以追问究竟出于何种政治文化原因，(特定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常用某一结构或手法。但倘若这些成分在以往的叙事诗学中被忽略，那么就可以将其收入叙事诗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对现有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实际上，绝大多数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都是男女作家的作品所共享的。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强烈批判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脱离语境，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叙事结构具有双重意义：(1)脱离语境的结构意义(就像“主语”总是具有不同于“谓语”的结构意义一样，“异故事叙述”也总是具有不同于“同故事叙述”的结构意义)；(2)叙事结构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意义(不同句子中的主语或不同作品中的“异故事叙述”都会在交流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叙事诗学关注的是第一种意义，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但第二种意义是一种语境中的附加意义，要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第一种意义。正因为如此，叙事诗学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
二、修辞性叙事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三、认知叙事学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四、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的多层次对话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网络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五、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特征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email protected]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② 外国文学 普鲁斯特,乔伊斯与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比较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
意识流文学的奠基者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1984年6月，法国《读书》杂志公布了中 法国、西班牙、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王国报刊据读者评选欧洲十名“最伟大作家”，所排名次，普鲁斯特名列第六。
其代表作七卷本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实践了作者“主观真实论”的艺术观，是“单纯型”意识流文学的范本。这部作品为意识流文学打下了发展的基础。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与传统小说不同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除叙事以外，还包含有大量的感想和议论。整部作品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波澜起伏，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它大体以叙述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为轴心，穿插描写了大量的人物事件，犹如一棵枝丫交错的大树，可以说是在一部主要小说上派生着许多独立成篇的其他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好几个主题曲的巨大交响乐。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家境富裕而又体弱多病的青年，从小对书画有特殊的爱好，曾经尝试过文学创作，没有成功。他经常出入巴黎的上层社会，频繁往来于各茶会，舞会，招待会及其它时髦的社交场合，并钟情于犹太富商的女儿吉尔伯特，但不久就失恋了。此外，他还到过家乡贡柏莱小住，到过海滨胜地巴培克疗养。他结识了另一位少女阿尔伯蒂，发现阿尔伯蒂患同性恋，便决心娶她为妻，以纠正她的变态心理。他把阿尔伯蒂禁闭在自己家中，阿尔伯蒂却设法逃跑，于是，他多方打听她，寻找她，后来得知阿尔伯蒂骑马摔死。在悲痛中他认识到自己的禀赋是写作，他所经历的悲欢苦乐正是文学创作的材料，只有文学创作才能把昔日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在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生活经历并不占全书的主要篇幅。作者通过故事套故事，故事与故事交叉重叠的方法，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事件，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这里有姿色迷人，谈吐高雅而又无聊庸俗的盖尔芒夫人，有道德堕落，行为仇恶的变性人查琉斯男爵，有纵情声色的浪荡公子斯万等等。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些于上流社会有关联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生前落魄失意，而作品却永世长存。小说还描写了一些下层的劳动者。《追忆似水年华》这部长篇巨著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细致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因此有些西方评论家把它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提并论，称之为“风流喜剧”。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长篇小说，他不仅再现了客观世界，同时也展现了叙述者的主观世界，记录了叙述者对客观世界的内心感受。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叙述故事，交代情节和刻画人物形象，而是抒发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感想和分析。例如，叙述者参加了盖尔芒公爵家的一次晚宴，这使他长期以来对贵族的种种幻想顿时破灭，他意识到过去对他有魅力的只是名称，而不是真实的世界。整部作品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同叙述者对它的感受，思考，分析浑然一体，又互相引发，互相充实，从而形成了物从我出，物中有我，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詹姆斯·乔伊斯 （1882—1941）
20世纪爱尔兰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意识流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出身于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后家境渐衰。他很早就立志献身文学事业，力图通过创作实理其纯客观表现人内在真实的美学理想。1902年，乔伊斯赴巴黎学医，其后一生不定时居住于欧洲多国，倾心于文学创作。
乔伊斯的作品始终未离开都柏林人和他们的生活。早期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由15个有共同主题的短篇小说组成，描写都柏林中下层市民形色各异的生活，现实主义倾向鲜明。《一个艺术家青年时代的写照》(1916)是乔伊斯思想艺术发展的转折点。作品中大量使用内心独白、时空交错、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揭示主人公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笔触已伸向主人公的潜意识领域。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为芬尼根守灵》(1939)充满寓言色彩，通篇采用梦呓语言，表现人类历史中死亡与复活这一循环往复的中心主题，语言晦涩、新词迭生，艰深难懂。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 这部作品从1914年开始至1921年完成，前后历时8年，是乔伊斯的代表作，也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套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的框架，分为3章18部，在人物设计与情节安排上也与之相呼应。但作者却把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海上10年漂泊的神话，变成了现代普通人布卢姆一天内在都柏林街头游荡的故事，以此暗示英雄时代的结束和当代普通人的命运悲剧。《尤利西斯》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迥然不同。它全方位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段，通过人物潜意识的流动，表现了现代西方人严重的精神危机。因此，小说被西方评论界奉为意识流的网络全书。作品没有传统小说中故事性极强的情节，只是以布卢姆和斯蒂芬从1904年6月16日早上8点到次日凌晨2点这18小时内在都柏林的生活和内心活动为主要内容，把他们过去的经历和精神生活纳入其意识无秩序的流动中分别表现出来。而布卢姆的妻子莫莉在小说中大部分是通过他人视觉显示出来的，直到篇尾才正面出现。作者以她躺在床上、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的长篇内心独白结束全作。他们的经历不能构成完整有序的情节线索，事件的发生与时间的发展也无任何序列关联，却成为人物意识流动的一个又一个外在引源，带出人物绵延不断的薏识之流，而这种意识活动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中有逻辑、有条理、在理性支配下的心理描写，而是不受时空限制、不受逻辑制约、具有极大跳跃性、随意性和不连贯性的人的意识的本原状态的展示。
作品的核心人物只有3个，他们身上显示出多层次的复杂矛盾的性格。某报馆的广告业务承揽人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庸碌、卑微，却不乏忠厚、善良；他的妻子、稍有小名气的莫莉耽于肉欲，但内心也渴望真情；私立中学历史教师斯蒂芬·代达勒斯精神空虚，却不肯放弃幻想。通过他们，乔伊斯逼真描绘出西方现代都市中人的真实形象，他们身上不再闪耀古代英雄的光彩，精神不再崇高，但仍固守着人性的精神家园。作者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人灵魂全景图。与其他意识流作家的叙事方法比较，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采用“交错式”意识流的写法，即各人所想与其他人不相干，虽然有时出现重叠，却是偶然造成，因为人物不需要共同面对同一件事。这种叙事方法，使小说内容更加分散，加之作品中“内心独白”的大量运用，“自由联想”的跨越性与随意性极大，故而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困难。
威廉·福克纳 (1897~1962)
美国大作家威廉·福克纳是意识流文学的又一杰出代表。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贵族庄园主世家。1926年在舍伍德·安德森的指导和帮助下发表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1929年其过渡性作品《萨托利斯》间世，开启了作者终生为之奋斗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先河。福克纳选取“约克纳帕塔法”这个虚构小镇上不同家族作为描写对象，用他们的故事构成一部部小说，表现出美国南方社会近一个半世纪间的兴衰变迁和各阶层人物的荣辱浮沉。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15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其中重要作品如《我弥留之际》（1930）以多角度叙述方法和大量采用意识流手法创造了“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的寓言”(迈克尔·米尔盖特语)；《八月之光》(1932)在三条平等发展的线索中重点描述了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孤独者裘·克里斯默斯挣扎与毁灭的故事；《押沙龙，押沙龙！》(1936)通过几个人的叙述与分析来表现庄园主托马斯·萨德本的盛衰史。该作具有史诗结构和浓郁的悲剧气氛。福克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1929)。
《喧哗与骚动》的故事背景是杰弗逊镇。它描写和表现了一个曾经显赫、如今已走向没落的家族——康普生家族后代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全书分四部分，分别截取康普生一家生活中的四个日子作标题，各部分又分别从白痴班吉、他的哥哥昆丁和杰生的意识流动以及作者本人的叙述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故事的中心点为康普生的女儿凯蒂的命运。南方世家大族的后代康普生和夫人精神颓丧，生活空虚，对孩子没有温暖、也没有爱。女儿凯蒂热情奔 放，与家庭难融。长大后不慎失身于一纨绔子弟，后因此导致婚姻悲剧，遭到遗弃，沦为妓女。凯蒂的弟弟班吉生来白痴，对姐姐充满依恋之情；凯蒂的哥哥昆丁对妹妹怀有乱伦的感情。觊蒂的失贞与出走，均对他们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班吉失去精神的唯一依靠，昆丁从小建立起的南方传统价值观遭到毁灭性打击，最终选择自杀之路。兄妹中只有杰生与时代节奏合拍，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对姐姐觊蒂嫉恨有加，寻找机会敲诈落难的姐姐和她的私生女。在这个环境中，只有黑女仆迪尔西头脑清醒，能理性地判断是非；作者站在她的立场上审视各个人物，同时通过她也反映出劳动者忍辱负重、善良的品性。
福克纳采用“复合式”意识流的表现手法，通过不同性格、不同遭际、不同品质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的意识流动来叙述同一个故事的始末，造成了一种意识复合流动的效果。其中虽有部分重复，却毫无雷同之感，原因在于作者描写的重心不在凯蒂母女堕落的故事本身，而是该事件在不同人的内心产生的影响及其导致的心灵变化。故事化为三个人物意识流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读者引入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未按时序展开叙述，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参与创造，把事件的全过程拼装完整，这说明表面颠倒混乱的时序下发生的故事有着内在的秩序。作品的叙述角度是由内向外的，叙述者头脑思绪的不断变化成为作品内容延展的主线。文中跳跃变幻的思绪不用清晰的文字作交待，而是采用诸如变换字体、口气、称谓等手段，需要读者细心辨别。1949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③ 中西小说比较
中西小说比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我曾经在网上看到饶芃子先生著有一本《中西小说比较》，可惜未得一观，而喻老师的《白话小说研究》后面也有一章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对研究的方法做了一个很明晰的界定，可惜学生对中西小说的了解还是很浅薄的，之所以冒着很大的风险写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是因为我对于中西小说具体文本的解读反不及对小说理论的了解，于是只好在此根据这些理论来胡言一点对这个题目的浅见。以后一定加强对具体文本的阅读，因为那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希望老师暂时能耐心读完学生的这篇作业，但愿能有一点东西能让老师满意。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按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是自唐代才 “ 有意为小说 ” ，而一直到了明清，俗文学得到大的发展，小说才成为文学的主流。而西方则是自十八世纪起，由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作为缘起，小说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而到了十九世纪，更是成为小说的世纪。下面，我就将从小说的起源、写作动机、人物、环境、情节、主题等方面来对中西小说作一个浅薄的比较，希望得到老师的指正。
一、中西小说起源比较
中国小说的起源，喻晓红先生在自己的《白话小说研究》中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
当然，这种说法也非常有道理，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比如《战国策》、《左传》、《史记》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缘起和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很多小说甚至都是直接取材于它们的，但我觉得如果将中国小说分为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那么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更主要的是集中在现实主义小说的，而浪漫主义的小说则是象鲁迅小说所说的更主要的受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影响，当然如果考虑到《西游记》以及《西游记》对后来的小说的影响的话，我们似乎还应该把印度佛经文学的影响计算在内。而袁珂先生在《神话论文集 - 附录 - 中西小说比较》中则说： “ 吾国小说，有二大分支：其一源溯魏晋神鬼志怪之书，至唐宋之传奇文而盛，迄明清之笔记小说而衰，士大夫之小说也。其一起于唐之变文与俗文，宋元之话本及拟话本因之，明清之讲史及章回小说文激其波涛，其势始于微末，终于宏大，影响递嬗，至今未绝，平民小说也。 ” 在我看来，他说的也有道理，如果将上述几种说法综合起来，也许能给中国小说的源头一个比较完善的说法。
而西方小说的源头，则较之清晰。应该来说，远的源头包括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近的则有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和中国的小说发展一样，这些源头也给了西方小说很大的影响，除了直接从中取材，还有从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上对它的影响。西方小说一开始的发展是从流浪汉小说和笛福、斯威伏特他们的探险、航海小说发起来的，而接下来的《堂 - 吉诃德》《巨人传》《十日谈》也是走的惊奇路线。当然，在我看来，《圣经》文学也应该是西方小说的一大源头。
二、创作动机比较
中国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很大一部分是象司马迁在其《史记》自序中所说的 “ 发奋著书 ” ，而且《金瓶梅》的著名评论者张竹坡也认为此书的创作也是因为作者是含愤而作的。在《金瓶梅读法》中说： “ 以玉楼弹阮起，爱姐抱阮结，乃是作者满肚皮猖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 ” 而在叶朗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一书中他还分析了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也认为施耐庵著书是 “ 发愤著书 ” 、是 “ 怨毒著书 ” ，是 “ 庶人之议 ” 。当然如果考虑到变文和宋拟话本和话本的因素，我们还得考虑到劝善和宗教以及说话人作为谈资来赚钱在内。除此之外，唐传奇与科举考试的联系似乎也应该考虑在内。
而西方小说，则更为简单。黑格尔在《美学》中简单的概括为： “ 心灵的诗歌与现状的非诗 ” 之间的矛盾是激发小说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但我们仔细思考之后，似乎觉得这种矛盾应该是整个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动机。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韩愈的 “ 不平则鸣” 了。而在米兰 - 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中，作者则认为：小说是作者探索在这个成为陷阱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是什么？小说是在上帝离开了他的宝座不再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开始探索不确定的真理的时候出现的。也包括在意识流中 “ 追寻自己发现自己 ” ，当然还有更多的说法，比如卢卡奇的 “ 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 ” 黑格尔的 “ 资产阶级市民的史诗 ” 。但当我们具体进入对西方小说的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比如我非常感兴趣的一部很奇怪的小说 —— 斯特恩的《项狄传》，四川大学出版龚翰熊先生主编的《欧洲小说史》就分析说那是斯特恩为了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而写的一部游戏之作。还有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似乎也是充满游戏的意味。当然俄罗斯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小说的政治意味要比其他国家的浓，那是那些作家对国家政治的关注要多，然后把这些思考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人物塑造比较
与戏剧要着力表现冲突不同，小说本身就是为了塑造人物的。而在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中，人物都分为类型人物与典型人物，也称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还有称为静态人物和动态人物的。这一点似乎都差不多，而且中西小说似乎都是先有类型人物后来才发展到典型人物的。
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塑造人物的方法，中国小说似乎从始至终都非常注重肖像描写，也许是因为中国小说的开始就受到了《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的影响，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其他的小说，人物出场时，对其肖像面貌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而西方小说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肖像描写到淡化肖像描写的过程，比如从莫伯桑左拉的精确描摹，到卡夫卡昆德拉的人物面貌模糊。除此之外，在对比中塑造人物，在艰险恶劣的环境和斗争中塑造人物，在中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中似乎是相同。中国的《水浒传》中的那么多好汉就是在对比中得到成功塑造的 , 其中有一节就是《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三国演义》中周喻与诸葛亮的对比，刘备曹操的对比等等，而〈红楼梦〉中十二金钗的塑造特别是宝黛的对比塑造更是无与伦比的成功。而在西方，最典型的便是〈巴黎圣母院〉中的美丑对比描写了。此外，中国小说的对话描写塑造人物似乎也要比西方要成功，金圣叹就曾评点说： “ 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非此语定写不出鲁达 ” ，张竹坡就曾就西门府各人对李瓶儿的死的谈话评点说： “ 西门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
四、情节描写比较
贾文昭徐召勋合著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欣赏〉中认为中国的小说与西方小说相比，
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因为更多的诉诸于听觉，所以对小说的故事性要求更高。而西方小说由于一向是通过眼睛视觉来阅读的，所以相比较而言，故事性的要求要低一些。我们综观西方小说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对故事性的关注逐渐降低的过程，由〈三个火枪手〉到〈追忆似水年华〉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中国的小说则是始终不变。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诉诸于听觉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伏笔悬念的设置在时间上比较短，因为如果象西方小说比如〈汤姆 - 琼斯〉那样让悬念一直到结束时才得到解决，那么听众也许就不答应了。当然由于中国小说发展到后来也成了阅读的书本，这一点也得到了改变，比如红楼梦里面的伏笔就已经不怎么明显而且时间间隔上也比较长了。
五、环境描写比较
中国的小说对于环境描写，有很多的弊病，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欣赏〉里面，作者谈到了对环境描写的语言里面成语太多的问题，成语太多就容易造成雷同或模糊的缺点，这在〈西游记〉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并分析说： “ 考源此类写景文字，盖滥觞于六朝之骈俪文。人情恶劳而喜逸，既有现成，亦便随手拾入，而惮于自出机杼，若需风景，则 “ 但见 ”“ 便见 ” ，其风景自来，一似拙劣画片之嵌入文中，明见其不称。 ” 到了〈水浒传〉里面，作者就开始让环境真正成为陪衬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了。而到了〈金瓶梅〉和〈红楼梦〉里面，环境才真正成为典型人物成长的典型环境了。袁珂先生在〈中西小说比较〉里面也把写景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短处。
而西方呢？似乎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这一点了， “ 欧西小说，则写景文字正是其擅长。其特色盖在拟人法之运用得宜，故景物与人，乃能融洽无间。 ” 的确如此，在西方小说里，我们能看到的典型人物总是能与典型环境融洽相生，比如〈简爱〉和〈呼啸山庄〉里面对阴森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古怪可怖就有很重要的联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最典型的哈代的 “ 环境与性格小说 ” 更是 将这当成小说的主题来写，当然哈代是呼唤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六、主题比较
有人说中国古代小说三大主题：宿命、劝善、侠义，而西方小说的主题似乎就非常复杂了。当然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不是我可以把握得了的了，放在这，就当是一个小尾巴吧。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 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 “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 ” 结尾： “ 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 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 “ 白发鱼樵 ” ，《水浒传》之 “ 书林隐处 ” ，《儒林外史》之 “ 四大奇人 ” 。 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 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
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 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 ” 、 “ 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 ” 、 “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 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 80 回，一共是 15 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 14 年零 8 天，共 5048 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 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 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 “ 武十回 ” 、 “ 宋十回 ” 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 “ 红楼二尤 ” 、 “ 小红赠帕” 之类可以单独成篇。 “ 刘姥姥进大观园 ” ，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 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 • 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 2、原因分析 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 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 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 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 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 所谓 “ 史 ” 即《史记》，所谓 “ 传 ” 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 、 “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 ” 就由此而来。 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 “ 不语怪力乱神 ” ，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 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 “ 情节结构 ” 、 “ 性格结构 ” 、 “ 心理结构 ” 、 “ 交叉结构 ” 。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 20 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
（2）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
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 “ 化作冷汗出了 ” 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 “ 心中想到 ” 、 “ 心中悲苦 ” 、 “ 十分怨恨 ” 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
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 17 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 “ 心理小说之祖 ” ； 18 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
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 “ 意识流 ” 、 “ 内心 独白 ” 、 “ 心理象征 ” 、 “ 心理时空错位 ” 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20 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成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 结尾词： “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 “ 西方小说之父 ” ，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 14 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 “ 志人 ” 与 “ 志怪 ” 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 “ 记 ” 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 “ 传 ” 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2、 原因探析
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 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 “ 我 ” ，只能说 “ 兄弟 ” 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
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 “ 神话 ” 到 “ 史诗 ” 再到 “ 传奇 ” 再到 “ 小说 ” 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 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 “ 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 。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 “ 伊娥 ” 。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 班固在《汉书 • 艺文志》中说： “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 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 “ 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 ” 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 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 1998 ， 2 ） 中国古典小说深受 “ 史 ”“ 传 ” 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 “ 超人 ” 学说、 “ 精神分析 ” 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 “ 心学 ” 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 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 “ 仁义道德 ” 、 “ 克己复礼 ” 、 “ 三纲五常 ” 、 “ 三从四德 ” ，讲 “ 君子 ” 和 “ 小人 ” 。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 “ 仁 ” 与 “ 义 ” ，《水浒传》就是讲 “ 忠 ” 与 “ 奸 ”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 而西方小说有 “ 狂欢化 ” 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 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