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求有声小说《波涛汹涌》全集
朱秀海的长篇军事小说《波涛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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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版)
朱秀海的长篇军事小说《波涛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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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版)
㈡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作家有哪些
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并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但同时,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
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和从表现人性的深度、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它。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还多。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求,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一个并非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更深、更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用户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
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还是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的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 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的乡村体验,表达如此的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作品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之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阎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而是追求精神内在的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分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开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及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真是一语道破本质。《圣天门口》具有史诗品格,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道路。作品的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全书风格大气,沉静。《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部书尤其在细节刻画上最见功力,可谓细节决定历史,同时也决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万言的《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但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
还有一些逸出常规、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说是写绝望境遇的,对死亡、虐杀、屠戮、杀人如草不闻声,作了极致化的表达,提供了惊人的陌生化处理,丰富了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揭出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语气,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叙述方法,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的创新。在《西去的骑手》里,对马仲英和盛世才的评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部富于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在中亚广袤的天宇下流荡着浩然之气。
《历史的天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于是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梁大牙的命运阴差阳错,升沉莫辨,给人一种不断走错房间的感觉。这是否在故意夸大偶然因素,把历史涂抹成随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而是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这力量应该就是“合力”了。发行业绩突出、广受读者欢迎的《亮剑》同样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所谓面对强大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岭。这里,战争艺术、传奇故事、武侠豪气、智勇双全,被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历史领域,家族小说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与女性:“人的再发现”的深化
人的再发现,本是20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张洁的《无字》是用生命血泪体验写成的,它以个人化的激烈方式进入了历史,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全书的风格残酷而美丽。在整整一个世纪宏大而动荡的背景上,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突显于读者之前,让人思量的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为宏大叙事,宗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这是“藏”在全书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缓的、书卷气浓浓的笔墨中显现,成就了一部柔中见刚的文化含量丰厚的长篇。王蒙的《青狐》和《尴尬风流》也是两部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前者写倩姑终于成了青狐——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人生体验。有人认为,这是王蒙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而又调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问题。事实上它的意味远不止于此。后者为小故事联缀而成,却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写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称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不悔录》《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现实感:政治视角与底层书写
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大奖和电影大奖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的作品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训,于是新时期之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或“回到文学本身”,自有非凡意义。然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忌狭隘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的领域不完全一样,而且,文学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仅表现为权力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
阎真的《沧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泄露天机感”,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它把政治转化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动机、转化为人生选择哲学、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张平的《国家干部》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小说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势力的结盟,怎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近距离的宏观把握见长,通过史天雄与陆承伟一对异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着重于社会剖析,具有忧患意识。陆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种领域写作的能力,但他们多年来以极大热情投入政治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而是努力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他一贯的思想冲击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作为反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力、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如有人所说,画出了一幅“人格与官品的工笔画”。尽管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仍要说,我们的文学还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时代性精神课题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说”。
底层写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说到底层、打工者,又不能不说到都市与文学,它们似乎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现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大众文学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农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转向了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立交桥、广告、明星、宾馆、超市等等消费性场所了。中国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国的都市文学却并没有跟着成熟起来,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长篇,也就是《手机》《遍地枭雄》《城市表情》,以及邱华栋、张欣、何顿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是“打工文学”(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当然,底层写作绝不仅仅是指打工文学。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错的创作,但主要活跃在中短篇领域,长篇中有如《愤怒》《兄弟》《长势喜人》《泥鳅》《21大厦》《我是真的热爱你》等等。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在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极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先锋精神和古典情韵,借历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曹文轩的《天瓢》写了十几场不同节奏、规模、声势、意味的雨,不是作为小说搭造的布景、见证,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化、氛围化的无言的存在,置换小说中常见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一种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达灵魂的丰富。东西似乎是一个具有“异秉”的怪才,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后悔录》通过主人公无休止地后悔和自责,企图达成他与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后悔,越是出错,几无穷尽。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悯大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及创造性转化问题,又如《万物花开》中的性向自然万物的回归和万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说明了长篇艺术探索触角的伸展程度。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历来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小说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叙事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巨大,几乎带有世界性。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的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㈢ 电影有哪些类型
记录片、战争片、历史片、传记片、体育片、
科幻片、魔幻片、奇幻片、文艺片、音乐片、歌舞片、动漫片、
西部片、武侠片、古装片、动作片、爱情片、剧情片、喜剧片、家庭片、伦理片、
恐怖片、惊悚片、冒险片、犯罪片、悬疑片
(3)电视剧乔家大院有声小说扩展阅读:
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 三四十年代在好莱坞曾占踞统治地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电影也都是以类型观念作为影片制作的基础观念的。所谓类型是指由于不同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或形式。
好莱坞全盛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电影创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即按照不同的类型的既定要求而创作出来的影片。包括喜剧片、西部片、犯罪片、恐怖片、歌舞片和生活情感片等。
类型电影三个基本要素:公式化的情节(如西部片的铁骑劫美、英雄解围)、定型化的人物(如能歌善舞的贫苦人家的女孩)、图解式的造型(如预示凶险的宫堡或塔楼)。类型电影的特征是文化价值上的“二元性”、重复性和可预见性。
类型 电影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具有如下特点:影片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制片人为他指定的影片类型的基本规定,即:1.公式化的情节。2.定型化的人物。3.图解式的视觉影像。类型电影的制作根据观众的心理特点,在一定时期内以某一类型作为制作重点,即采取所谓"热潮更替"方式。
在人们厌烦了西部片之后,便换上恐怖片,然后再继之以其他类型影片,如此周转不息,反复轮换。在诸多的影片类型中,最有典型性的是四个类型,即喜剧片、西部片、犯罪片、幻想片。类型电影作为一种拍片方法,实质上是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
它的规定性和对影片创作者的强制力,只有在以制片人专权为特点的大制片厂制度下才有可能发生作用。因此,随着大制片厂制度在五十年代以后的逐渐解体,类型电影也趋于衰落,各种类型之间的严格界线趋于模糊,愈来愈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样式划分了.
㈣ 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
痞子英雄,就是一个关于光明与黑暗的故事。
痞子与英雄,正是两个不断与黑暗对抗,同时点燃光明的两个警察。
摆脱过去华文警匪的沉重模式;让明亮轻快的陈述与海湾城市的架构,把看起来的黑暗,都隐藏在光明与灿烂之中。等着两个微小的刑警,凭藉着心中唯一的正义,维持着这临海城市、美好而光亮的清晨。
故事。
痞子,因为某种企图,他被人从长得奇丑无比街头流浪汉,摇身成为一个靠着躲子弹与无聊直觉过日子的警探。坐拥不合身份的名车与豪宅,每个月的户头里还自动冒出数十万的现金供他零花,当办案胶着时,他就到街角的便利商店,买杯咖啡坐一坐,线索跟犯人的踪迹,自然会送到他手上。他不用作太多事情,破案率却极高…。他明白,这是他当警察的「附加条件」。如果他不干警察,他拥有的一切便消失无踪。他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这一切,就连他自己都莫名奇妙。慢慢的,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警探,而且与众不同。
英雄,从小在养父母的教养下,相信正义与法律是建构世界的主力,但他因为身手太好,破案积极,所以每次追捕犯人,一不小心,就是飞车、跳楼、博击伤人的下场,他绝对是个好警察,只是积极过度总有写不完的报告。破案率超高,但他的冲劲却让上司头痛不已,对这世界来说,他是个真正的英雄,但普遍上的认知,他是个太过拼命的疯子。
痞子与英雄在一场警匪追逐的混战中,荒谬初会。当两个人的枪在近距离瞄准对方的时候,就注定他们既亲近又矛盾的未来。南区分局里第二次见面,英雄撂下狠话,不只不愿跟痞子搭档办案,还放话:「限你一周内,消失在我眼前。」
这个南区分局,拥有全市最好的设备,却也是罪犯最喜欢藏匿的地方。分局长,每天作升官梦。爱出风头的陈组长、沉稳寡言的资深警察老李、从电脑骇客逮出来的高手浩克、崇拜英雄勇猛的女警小绿。当然最特殊的是,他们有一位美貌与才智同样过人的犯罪学鉴识高手蓝西英,却每天只与尸体跟人骨为伍。
这是一个多事的春天,先是北韩的军队私下运毒,被南区分局查获,辖内的银行不只整个保险箱库房被洗劫,还有职员丧生。而对痞子来说,情感上意义非凡的美丽女孩,莫名地在大爆炸中死在痞子的面前,更别提连外交关系都介入的法籍人士暴毙,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宝,就此不翼而飞。精通六国语言的国际女刑警雷慕沙介入调查,完全打乱痞子英雄办案的节奏。而这些都是痞子调进南区分局和英雄一起之后发生的事,在这一整个春天里,痞子和英雄像两个瘟神般,他们到哪里,灾难就尾随到哪里。
警局之外,维持全市最重要的主力,正是黑帮叁联会,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治理一个黑白不分的地下社会。当然,枪械、走私、赌博、高利贷,都是叁联会的事业范围,而叁联会的首领,人称老头,却与现任总统有着棉长深远的交情。
老头的第一千金陈琳,是个漂亮得像搪瓷娃娃却有柔道叁段功力的女孩,她不骄纵却是个狠角色,初次见面就被她摔在地上的痞子,从此掳获她的芳心。痞子有许多理由不理会陈琳的感情,然而正直又认真的英雄,却爱上她,不需要任何理由。
还有一些游走在死亡与无情的神秘人物,一组受过严格军事训练,可以杀人于无形的秘密部队。一对边喝奶昔边杀人,从不说话的孪生姐弟。一个美丽的国际女刑警雷慕莎,拥有魔鬼特质与天使身材,却有与身份职业完全相反的背后秘密。还有,一个如地震仪般机灵,又无所不能的特务小马。他们使得这个看似光洁明亮的城市,充满了无数的灾难与冲突。
痞子与英雄,这两个冤家路窄的警探就此不小心推开了通往天堂的一扇门,那扇门把正义与邪恶连成一气,庞大的权利与金钱,在门与门之间流动。而门后隐藏着的一只召唤着他们通往毁灭的手,从他们会面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事,都是紧缚着他们的秘密。在这座迷雾城市里,已经很久没有人看见天晴。
当警察不只是警察,黑帮不只是黑帮,好与坏,虚构与真实。你可以继续相信你所选择的,也可以用足够的勇气,穿越天堂,直奔一个良善与光明的地方。
㈤ 山西省有什么名胜古迹
卦山
卦山,是融自然风光和千年古刹为一体的三晋著名旅游景点。
它以山形卦象、古柏参天、寺宇巍峨、华严道场而早在唐代就闻名遐迩。
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将它跻身于三山五岳的行列,称誉为“第一山”。
清代,曾有人将“黄山之松、卦山之柏、云栖之竹”列为华夏树木奇观。
卦山古柏扎根于悬崖绝壁,钻岩抱石,姿态各异,著名的有龙抓柏、牛头柏、连理柏、文武柏等,惟妙惟肖、情趣盎然,古往今来流传有许多神秘美妙的神话传说。
天宁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是卦山诸多寺庙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相传中国佛教华严宗初祖法顺(亦称杜顺)(557-640)曾在此山讲经说法而建寺,又因为有太原节度使李说夫妇的捐助扩建而成为唐代华严宗巨刹。
明清时代,又增建了圣母庙、卦山书院、朱公祠等,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成为规模宏伟的古建筑群。
卦山天宁寺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西省德育基地。
白塔
白塔 在山西太谷县城内西南隅普慈寺内。
寺址原为白塔村,北齐时徙县址于此。
寺创于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原名无边寺,北宋治平年间重修,改额“普慈寺”。
北宋元佑五年(1090年)续修,寺中建塔,高耸凌空,顶有尊胜石幢,垩久而白色不减,俗称白塔。
元明清各代屡经修补。
现除白塔为宋代遗物外,其他如乐楼、大殿、厢房、配殿、藏经阁等,雕刻华丽,彩绘鲜艳,皆为清代建筑。
塔平面八角形,七层,高50米,每层有出檐及平座,檐座之下皆有斗拱,各层拱券门洞与檐外相通,并雕有假门窗。
塔内底层为小形方室,有磴道可上,二层以上中空,安有楼板及木梯,供人登临。
此制是唐塔中空到宋塔实心的一种过渡形式。
塔身白色,外观楼阁式,气势壮观,瑰丽精致,数十里外可见。
光化寺
光化寺 在山西太谷县城西南7公里白城镇。
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大兴佛刹时创建,名隆兴寺,宋真宗赵恒寓此,偶见龙像,于咸平十年(999年)敕命重修,改额“光化圣寺”。
至元代寺宇颓败,泰定三年(1326年)重建;明清两代又几次修葺,保留至今。
大雄宝殿结构壮观,瑰丽严整,殿身宽五间,进深四间,八架橼,单檐九脊顶。
前檐走廊一间,殿内仅施后槽二金柱,大梁与乳大金柱上相交,两山丁硕大,檐头斗拱简洁疏朗,驼峰、角背、蜀柱以及梁枋规制等方面,还保留宋、金手法,是研究宋、金时代建筑向元代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 古寺
在山西太原市解放南路东侧。
建于唐贞年间,现存为明代 遗构。
门前牌楼一座,横匾“ *** 古寺”。
大殿为砖木混合结构,檐柱砌 入墙内,殿内为 *** 式装饰,圆柱挖槽迭楞,彩绘施沥粉贴金,富丽堂皇。
周围木壁上刻有 *** 文《可兰经》第二十九、三十本中经文数段,雕刻精细工整。
院内有明代建筑省心枫楼,重檐歇山顶,檐桷辉飞,彩色熠熠。
左右碑亭对峙,亭内碑刻为黄庭草书,元赵孟俯和清初傅青主观后 题铭,字体劲秀,笔力挺拔.还有明方孝孺等人榜题和清刘石安书“心修忠孝, 志义齐仁”八个大字,书法皆佳。
绵山
亦名绵上,后因春秋晋国介之推携母隐居被焚又称介山。
它地处汾河之阴,距介休市区20公里,跨介休、灵石、沁源三市县境,最高海拔2566.6米,相对高度1000米以上,是太岳山(霍山)向北延伸的一条支脉。
山光水色、文物胜迹、佛寺神庙、革命遗址集于一体,是山西省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山。
绵山之所以享誉海内外,千百年来登临者络绎不绝,在于它步步有景,景景有典。
椤严会、李姑岩、蜂房泉、天桥、朱家凹、抱腹岩、蜂房泉、银公洞等数以百计的天然岩洞堪称奇观。
抱腹岩之“腹”大,抱二百余间殿宇、馆舍及一两万名游人于“腹”内,容两千年历史文明于其间,堪称天下第一岩。
兔、鹿桥、天桥、古云梯、铁索岭、慑神崖等险道惊魂慑魄,令人赞叹叫绝。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述“绵山石桐水”千回百转,飞流激荡,形成了五龙瀑、水帘洞等形态各异的瀑布群体。
大小蜂房泉数百个悬垂的天然石乳,“乳汁”清洌甘甜,如珍珠断线,滴落有声。
此山此水即使在名声显赫的三山五岳也难寻难觅。
全国柏树之冠——秦代古柏以及龙柏、虎柏、兔柏、鹿柏和原始柏林,组成了一个仙境般的“柏树王国”。
天下名碑一一《大唐汾州抱腹寺碑》和宋、金、元等历代碑刻,以及云峰寺石佛殿、马鸣菩萨殿、明王殿和天桥须弥殿、五龙峰五龙寺的大量宋代之前及宋、元、明雕塑异彩纷呈,颇具文物价值。
东汉古刹铁瓦寺、三国曹魏抱腹寺、北魏鸾公岩和唐代回銮寺等诸多寺院,以及建筑面积为三万多平米的天下第一观---大罗宫,寺庙的古老、众多和宏伟也为其它名山所不可比拟。
以上奇岩、险道、秀水、古柏、唐碑、宋塑、名刹、巨宫和真神介之推、真佛空王佛,以及流传千年而不衰的寒食清明习俗,组成了绵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使人因目不暇接、思绪万千而留连忘返。
乔家大院
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
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
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
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靡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堞墙相连。
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
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
院内砖雕,俯仰可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为题材,各具风采。
1986年,祁县将有大院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
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
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
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乔家大院拍摄的。
平遥古城
位置: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距省城太原100公里
平遥古城198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目前全县境内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0处。
其文物古迹之多,价值之高,内容之丰富,为全国县级城市中所罕见。
在这座古城的珍贵文物中,有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的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的双林寺;有始建于唐显庆二年(657年)的清虚观;有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的文庙大成殿;也有建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的惠济桥。
平遥称古陶地,是帝尧的封地。
平遥古城原为夯土城垣,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前827年~前782年)。
明洪武三年(1370年),也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原西周旧城埂的基础上扩建为今天的砖石城墙。
平遥古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且城。
它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
由于县城的建立,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遥古城内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日升昌”的创立,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性质的新型金融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和金融肌体中然生成。
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原来的建筑格局与风貌特色大体未动。
城内及近郊古建筑中的珍品,也大多保存完好,它们同属平遥古城现存历史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同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历史发展的活标本。
平遥县城墙。
明洪武三年(1370年)建,周长6.4公里,是山西现存历史较早、规模最大的 一座城城墙。
明、清两代都有补修,但基本上还是明初的形制和构造。
城为方形,墙高12米左右,外表全部砖砌,墙上筑的垛口,墙外有护城河,深广各4米。
城周辟门六道,东西各二,南北各一。
东西诈外又筑以瓮城,以利防守。
城墙上原有料敌台楼九 十西座,城门上原建城楼,四角处还有角楼,已大多残坏,唯城墙依然如故。
城内街道、市楼、商店等还保留原有形制。
是研究我国明代县城建置 的实物资料。
位于太原市西南的平遥县是全国仅存的4座完整古城之一。
该景点完整无损,并于墙内建筑浑于一体,具有旅游和鉴赏价值。
古城南与介休市 接壤,北于祁县相邻,是大运公路必经之地,交通十分便利,古城内各种服务齐备,各种名吃、店铺独具特色,城外宾馆、酒家、商场一应具全。
平遥牛肉以其纯、真、鲜美名扬神洲。
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把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其报告以对平遥古城的评语为: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双林寺
位置:位于平遥古城西南6公里的桥头村。
双林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彩塑以及古代建筑都是稀世珍宝,其中尤以彩塑艺术闻名于世。
双林寺原名中都寺。
中都寺建于何时,至今尚难确考。
据寺内现存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姑姑之碑》所记:“中都寺重修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仅就此推算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宋代,取佛经“双林入灭”之说,中都寺改名双林寺。
双林寺坐北朝南,唐群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禅院在东,寺院居西。
10座殿宇组成三进院落。
中轴线前端的天王殿重修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
前院有释迦殿、罗汉殿、阎罗殿、武圣殿和土地殿。
中院为大雄宝殿、千佛殿和菩萨殿,其中大雄宝殿是明初在焚毁的7层楼阁台基上重修的。
后院是重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的五楹娘娘殿和贞义祠。
双林寺现存彩塑2056尊,大者丈余,小者尺许,它们形神兼备,艺术价值极高,是我国元、明彩塑的精华。
双林寺于1965年5月24日被列为山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8月7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正式成立;1988年1月13日双林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次大会通过决议,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双林寺为其中一项。
杏花村
地址:山西汾阳县城北15公里。
有古井一口,俗称神井。
古井上有一亭,名申明亭。
据古碑文记载,井水“味如醴,甘馨清洌”,取水酿酒,馥郁芬芳,为汾酒和竹叶青酒的水源。
杏花村酿酒始于北魏,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历代文人墨客,题诗刻碑,盛赞佳酿.神化传说中的“醉仙居”酒店,最为人乐道。
祁县九沟风景旅游区
九沟风景区位于祁县东观镇西南10公里处,紧靠208国道西侧,北距太原市50余公里;风景区占有土地面积一千余亩,水域面积500亩,位居于平遥古城、祁县古城、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等观光性景点的中心地带。
九沟风景区历史文化悠久,人文景观荟萃,距此一公里的梁村古人类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区,唐代诗人王维、温庭筠、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均出生于景区周边村庄。
此处也是子洪口战略要地,史书记载,宋代名将杨延昭的兵寨就设在九沟南一公里处的洛阳村。
明末名人傅山、顾彦武等曾著诗赞美此处的秀丽景色。
则天庙
则天庙又名则天圣母庙,位于文水县城北5公里,南徐村北面。
它西傍吕梁山,东靠文峪河,是一处山青水秀的名胜古迹。
307国道从山下穿过,东距则天庙数十来,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从山西省会太原乘车南行60公里便可到达。
则天庙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寺庙,占地2.6万平方米。
从中轴线上看有山门,雕像,舞台,正殿;两翼殿宇有钟鼓楼,碑廊,配殿,偏殿;雕像两边分别是丰碑和升仙太子碑、八角回音亭等;院内柳树成荫,花草遍地。
则天庙以武则天女皇的特定身份和它本身的文物价值 名扬中外,是全国惟一的一座女皇主庙宇。
1996年12月,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则天庙正殿是庙内建筑的中心。
它原建于唐代,现存结构是金皇统五年(1145年)重建的,但在殿内与顶部仍保存了一对唐代金柱与部分唐瓦唐砖。
殿内梁架建造中,采用了三角形组合与杠杆原理分散了顶部对大梁的压力,故大梁跨度很大,经800多年承受压力而未见弯曲,整座建筑被专家评为唐宋建筑中的杰作。
北武当山
北武当山,位于山西省吕梁地区方山县境内,古称龙王山,又名真武山,明代修复玄天大殿后,根据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之意,更名为武当山,因位于北方,故改称北武当山。
这里既有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又有历史久远的人文景观,是我国北方著名的道教圣地。
1990年被山西省人民 *** 民族宗教事务局批准为道教活动场所,1994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我。
北武当山原是“五里土路五里沙,五里石阶往上爬”。
现公路早已开通,乘车可达万神庙,上山石阶有1455级,险峻处均置有铁索扶手。
此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其自然景观奇峻秀丽,素有“春粉、夏绿、秋红、冬白”之誉,加上陡峭险峻的石阶、古老恢宏的庙宇,可谓集“雄、奇、险、秀”于一体。
万为奇异壮观的是,千姿百态的古松和天然雕饰的怪石,如:仙人指路松、擎天探海松、鸳鸯松、龟蛇头智、古猿望日、石猪受难……个个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峰顶建有真武庙,据古碑记载,创建于唐时,重修于明季,山上我个大小庙宇有道教活动,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每逢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是古庙会期,届时香烟缭绕,游人云集。
北武当山道观现有道人十多个,观内存有泥塑、壁画、石碑等文物,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当代文人学者登临此山,无不题词作画;香客游人游历此山,无不流连忘返。
娘子关
娘子关。
位于阳泉市东约40公里处,地势险要, 为三晋门户和交通咽喉,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相传唐初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曾颂兵驻守,遂攻故名“苇泽关”为今名“娘子关”。
娘子关口,山地雄山战,水流回溢,瀑布飞溅,实融自然、人文风景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娘子关风景交通十分便利,东有阳泉市直线通往景区的旅游班车,西有河北井经县(距景区30余公里)开经景区的公共汽车。
娘子关附近的餐饮、住宿及其它各项设施已有一定规模、各项服务周到。
条件、环境舒适、是客人旅游观光的理想胜地。
该风景区的主要旅游景点有:柏井古城、唐代瓷窑、瀑布等。
娘子关
娘子关 原名苇泽关。
在山西平定县城北45公里处, 是长城著名关隘,出入山西的咽喉。
隋开皇时曾置苇泽县,后废。
相传唐太宗之妹平阳公主统领娘子军驻此设防,故名。
现存关城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所筑,有关门两座,中为居民区。
外城门为砖券门洞,上有平台,似为检阅兵士和了望故情之用,观城门下为砖券,上为门楼,筑构甚坚固。
关城两翼之长城依山势蜿蜒,成为晋冀间天然屏障。
关城北侧桃河,水流湍急,南接山岭,逶迤相连。
石太线顺山峡蜿蜒铺设,每当行车至此,临窗北眺,不远处隘耸峙,飞瀑奔泻,散缕似珠,蔚为壮观,谷称水帘洞 。
明王世贞有“喷玉高从西极下,擘崖雄自巨灵来”句赞誉此景。
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 在山西吉县城西南25公里黄河之中。
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
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
春秋季节水清之时,阳光直射,彩虹随波涛飞舞,景色奇丽。
明陈维藩《壶口秋风》诗有“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句,可谓真实写照。
广胜寺
广胜寺 在山西洪洞县东北17公里霍山南麓,霍泉发源地, 寺 区古柏苍翠,源 流清澈,山青水秀。
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创建,初名俱卢舍寺,唐代改称今名。
大历四年(769年)重修。
元大德七年(1303年)地震毁坏,随后重建。
明、清补葺, 始 成现状。
分上下两寺和水神庙共三处。
上寺在霍山巅, 翠柏环抱, 古塔耸峙,琉璃构件金碧辉煌。
下寺在山麓,随地形起伏而建, 高 低错落,层迭有致,是一组富于变化的寺庙建筑群。
水神庙在下寺 西侧,仅一墙之隔,庙内主殿奉明应王, 其中元代戏剧壁画国内外 享有盛名。
庙前源头,碧波荡漾,景色幽美。
广胜上寺
广胜上寺 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巅。
由山门, 飞虹 塔、弥陀殿、大雄宝殿、毗卢殿、观音殿、地藏殿及厢房、廊庑等 组成。
创始于汉,屡经兴废重修,现存为明代重建遗物, 形制结 构仍具元代风格。
山门内为塔院,飞虹塔矗立其中, 向后为弥陀殿 五间,内施六根大斜梁,减少两缝梁架,在结构上有独到之处。
殿 内奉弥陀、观音、大势至西方三圣,工艺甚佳 。
东壁及扇墙上满 绘壁画,内容为三世佛及诸菩萨众。
金皇统间平水版大藏经原存于 此,后移北京图书馆。
大雄宝殿五间、悬山式, 殿内木雕神龛及佛 像,或剔透玲珑,或丰满圆润,工艺俱佳。
毗卢殿五间, 庑殿式, 殿内两山施大爬梁,结构奇特, 是元代建筑艺术富有成就的实例, 该殿装修上木雕楼花是明代小木作中的精品。
殿内奉毗卢、 阿闪、 弥陀三佛及胁待菩萨、护法金刚等像,沿壁木雕龛阁, 内供铁铸佛 像三十五尊。
四周壁画,以后壁十二圆觉技艺最佳。
广胜下寺
广胜下寺 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之麓。
由山门、 前殿、后殿、垛殿等建筑组成。
山门高耸,三间见方, 单檐歇山顶, 前后檐加出雨搭,又似重檐楼阁,是一座很别致的元代建筑。
前殿 五开间,悬山式,殿内仅用两根柱子,梁架施大爬梁承, 形如人字 柁架,构造奇特,设计精巧。
后殿建于至大二年(1309年), 七间单檐,悬山架,殿内塑三世佛及文殊、普贤二菩萨,均属元作。
殿内上壁满绘壁画,1928年被盗卖出国, 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 尔纳艺术馆,残存于山墙上部16平方米的画面,内容为善财童子 五十三参,画工精细,色彩富丽,为建殿时的作品。
两垛殿至正五年(1345年)建,前檐插廊,两山山标甚大,悬鱼惹草秀丽。
飞虹塔
飞虹塔 大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
塔身琉璃镶嵌, 俗称琉璃塔。
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 十三级,高47.31米。
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全身用黄 绿蓝三彩琉璃装饰,一二三层最为精致,檐下有斗拱、倚柱、佛像、菩萨、金刚、花卉、盘龙、鸟兽等各种构件和图案,捏制精巧, 彩绘鲜丽,至今色泽如新。
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 设计十分巧妙,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临汾盆地八级地震,此塔安然无恙。
挂甲山石刻
挂甲山石刻 在山西吉县城南里许挂甲山。
此地背依锦屏山, 面 临清水河,杨柳夹崖,拱桥如虹,景色优美。
据县志记载, 唐尉迟 敬德出征寓此,曾在锦屏已挂甲,更名挂甲出, 也有传说唐太宗与 秦琼奔赴长安,曾挂甲山巅,故名。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在山脚石崖上雕造佛像五区,每区二至三龛,龛人火焰式, 龛内内 多为一佛二菩萨,龛为座为覆莲瓣束腰须弥状,菩萨胁侍两侧。
其 中卧佛一龛,右手托腮,左膝徽曲,造型生动,神态自如。
雕造手 法剔地突起与线雕相结合,与其他石窟中圆雕相较,别具一格
千佛洞
千佛洞 俗名佛洞庙。
在山西乡宁县城东5公里营里村县岩上, 吕梁山南端。
山上,吕梁山南端。
山上树木茂密,花香扑鼻, 在丛 林山花之中,突出巨石一方,长宽高各20米, 体积近800立方 米,佛洞即开凿于巨石之腰。
洞高3.1米,宽深各4.5米, 四壁 满雕神龛及佛像,刀法简练,姿态庄重,局部后代绘有壁画, 内容 为佛传故事,窟顶雕出藻井图案,按其造像风格, 应是隋唐作品。
洞前寺宇两进院落为明清建筑,有山门、厢房、配殿、献殿等, 巨 石位居最后,千佛洞 则成为寺后佛堂。
寺宇规模不大,布局严谨, 殿堂结构简洁,形制典雅,与四周山石树木相互辉映、 颇富雅趣。
寺内石碑,载信徒礼佛盛况及寺宇重修经过。
明代临狱
明代临狱 在山西洪洞县城内。
建于明代, 据传京剧《玉堂春》 的苏三曾在此监禁过,俗称苏三监狱。
临狱有两道门, 两层围墙, 墙垣高耸。
内有若干窑洞式牢以及囚犯的水井、水槽等。
后院门首 挂有虎头牌,是关押犯和判为死囚犯的牢房, 苏三就关在此院院窑 洞内。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监狱, 其布局和形制是研究封建社 会官衙监狱规制的重要资料。
后被毁,1984年夏原重建。
小西天
小西天位于山西省隰县城西凤凰山顶。
明崇祯二年(1629年)东明禅师创建,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寺院原名千佛庵,因大雄宝殿内有佛千尊而得名。
后因重门额题“道入西天”,又为区别城南另一年明代寺院“大西天”而更名小西天。
小西天由三组建筑物构成,摩云阁建在凤凰山之凤头上,中院建于凤背,大雄宝殿与延伸的山头合为凤尾,加上沟两帝的山翼为凤之双翅,远观之,俨然一展翅欲飞的凤凰。
小西天以明代的彩色悬塑艺术而闻名,其精华保存雄宝殿。
殿内彩塑满布,除佛坛上的五尊主佛外,墙壁、檩柱、屋椽上都塑着数以千计的彩塑。
这些彩塑造型生动、姿态各异,多而不乱、繁而为杂,高者达3米多,小者仅有拇指大小。
全堂彩塑是我国少见的彩塑艺术群塑,具膛可估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更为珍贵的是殿内梁架上的彩绘--用沥粉贴金制作的近似宫廷规制的龙凤和玺,这种彩绘艺术属皇家彩绘,造价昂贵,在此偏远山区发现,实为罕见。
1977年~1993年,党和 *** 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1996年12月25日,小西天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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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浪漫旅行》开播了,与之相关话题热度最高的不是节目,反而是蒋勤勤,不少网友说蒋勤勤太作了,说话不经大脑,直呼蒋勤勤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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