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小说儒林外史

① 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首先，从作者生活的时代看，吴敬梓、李渔所在的明末清初，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很有些相似。其主要特征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和人权等等，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一方面，清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刚建立的封建王朝，除了实行八股科举选拔官吏，吸收汉人任职（而实权仍由满人把握）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使知识分子遵从三纲、五常的“天理”；另一方面，是清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又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并掀起了反八股科举、反理性空谈，反禁欲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敬梓、李渔是以文学为武器，对八股科举、程朱理学进行宣战的。当然，吴、李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反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道路的，而是有其变化发展过程的。吴、李都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热衷功名，都先沿着“科举仕途”向前走。科场屡遭失败后，他们才逐渐认识到八股科举的不合理性和坑害人才，以致改弦易辙，绝意功名。李渔转变生活方式后，将目光投向世俗民情，提倡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批判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禁欲主义”；吴敬梓却在科场失利后，将目光主要投向知识分子，“机锋所向，犹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尽管两人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不同，但他们的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从书中讽刺的具体内容来看，《儒林外史》和《十二楼》都具有相当的深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批判八股科举制度的，它是通过对八股取士制度下那些知识分子无文无行的嘲讽，来揭露和鞭挞八股取士制度坑害人才，毁坏文化的罪恶。吴敬梓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而实际上，八股时文“原非圣贤之制撰”，它支解了儒家经典的语言，抽空了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丝毫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只不过是作为知识分子“饵名钓禄之阶”。《儒林外史》描写那些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宦之门的知识分子，都是写不学无术、空疏无庸之徒。他们不仅没有知识，没有学问，而且没有品行。像举人张静斋、范进等人，竟空疏到不知刘基、苏轼为何人，进士出身的王惠也不知词这种文学样式起于何时，竟然相信山人述士胡诌什么关帝能填《西江月》词。这对八股士子的贫乏无知、可鄙可笑是讽刺得很尖刻的。
李渔《十二楼》是从原始儒学“恕道”的观点出发，以期能“正人心，扶世教”，因而对明清理学扼制人性、人欲的禁欲主义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以及封建统治者纵欲荒淫的可耻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这是先秦儒家早就肯定了的。孟子不仅确认“食色”是人的“天性”，而且还劝谏君王“好货”“好色”应“与民同之”。清代戴震更从生理学上剖析其实质，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原理的。（见《疏证》下）理学家否定人欲，实质上就是否定人的存在；要灭绝人欲，也就是要灭绝人类。可见，理学的禁欲、灭欲是何等的反动！李渔《十二楼》是以艺术的语言表达了对理学的批判精神。
《十二楼》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积极支持方面。其支持的具体方式，主要是运用丰富的想象，设想青年男女是如何冲破封建礼教、家长制的层层禁区，来实现自主婚姻的愿望；其方式手段都是闻所未闻的。如《合影楼》中的男女主角珍生、淑娟，是通过倒映在池中的影子谈情说爱，互诉衷肠的；《夏宜楼》中的瞿吉人凭借望远镜窥视闺房，终能如愿娶了大家闺秀娴娴为妻；《十卺楼》以儒家的“恕”道，批判封建统治者“己所欲”而“勿施于人”，“己所不欲”而“偏施于人”的专制和霸道；《奉先楼》表彰了将妻子送还原夫的那位将军，肯定了他的仁慈和宽厚的美德，宣传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可见李渔虽然反对禁欲，但也不主张纵欲。
《十二楼》的进步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讽刺和批判了禁欲主义对人性、人欲的窒息，而且还在于人性、人欲作进一步哲理反思。《合影楼》、《夏宜楼》等以青年男女斗争的胜利，说明人欲之不可灭的道理；《奉先楼》、《鹤归楼》则以“节欲”来劝勉世人，并对封建统治者无底的“欲壑”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彻底的爆光和无情的批判。《十二楼》就是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统治者出尔反尔，一面在大肆宣扬崇理灭欲；一面又在放纵滥欲。《鹤归楼》中的皇帝，为满足自己无度的兽欲，下令搜罗民间美女，甚至还闹出皇帝吃臣子之醋，肆意图谋报复的丑闻。《萃雅楼》揭露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蕃为满足其色欲，以势欺人，残害美童身心的罪恶。《十二楼》中如此之类的描写，把理学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给全部亮了出来，崇理灭欲的理论根基已倒了，理学的反动与荒谬已处于不攻自破的境地。
再次，就其讽刺的形式而论，两书都是一喜剧性形式，表现悲剧性的内容。《儒林外史》和《十二楼》中的笑，是含着泪的笑；在笑的背后，隐藏着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愤慨。这也体现了《十二楼》和《儒林外史》讽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十二楼》中的《生我楼》写尹小楼巧得团圆的故事，实现了李渔“劝惩”的创作目的，但它并不是单纯的“善有善报”的大团圆，因为其中暗含着社会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特别是乱兵抢得无数妇女在仙桃镇“开了个极大的人行”，把妇女装在布袋中，论袋称卖的情景，折射出当时妇女难以逃脱的命运悲剧。有人批评李渔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处理，说“这些愉快轻松的喜剧最能表现李渔小说对悲剧人生的敏感性逃避”。然而，这话正道出了李渔小说讽刺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在李渔小说的深层里隐含着悲剧性的内容。李渔偏重于戏谑调笑，嬉笑怒骂皆成绝妙文章，尽管严肃性不够，但它属于愉快的喜剧型。
第四，从讽刺的表现手法来看，两书也有这明显的差异。
《十二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式的讽刺手法。它单纯叙述故事多，细致刻画人物少，人物形象显得不够丰满。由于作品的目的性很强，善于利用故事来说理，教育的作用更为直接，明显。作者常常穿插其间，大段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和爱憎感情，显示出议论化的特点。有时揭露丑恶现象教浮泛，似有“笔无藏锋”之嫌，甚至还时露轻佻的字眼，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儒林外史》则不然。鲁迅说它“戚而能悲，婉而多讽”。（《中国小说史略》）这准确地概括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征。《儒林外史》主要是通过情节的提炼与典型化，把反面现象本身的矛盾和荒谬，集中地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感情，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之中，从不直露作者的看法，显得非常委婉含蓄。《儒林外史》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鲁迅又说，“自《儒林外史》出，说部中才始有堪称讽刺之书。”（《且界亭杂文二集•论讽刺》）

② 桑梓是什么意思

桑梓，本意是指种植的桑树和梓树，后常被代指故乡，家乡，乡下，例如，有成语版“功在桑梓”。

(2)有声小说儒林外史扩展阅读：权

桑梓的典故

在我国古代，桑树的叶可以用来养蚕，而梓树的嫩叶可食，木材轻软耐朽，是制作家具、乐器、棺材的美材，还常被作为薪炭用材。因为桑树和梓树与人们衣、食、住、用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代的人们经常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植桑栽梓，且人们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意。

此外，在我国古代，家族的墓地多依傍桑林而建，死者的墓前亦经常栽种梓树，分枝再生能力极强的桑树和生长快速、材质优良的梓树都被人们视为灵木，见到桑树与梓树，有魂归故里之意。

由于以上原因，久而久之，桑树和梓树就成了故乡的象征，“桑梓”也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

参考资料：网络—桑梓

③ 儒林外史为什么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

《儒林外史》思想家的小说
    研究吴敬梓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他是一位最富有思想的作家。他那种极灵敏的地感应时代的变化、倾听生活最细微的声音的才能，使他的小说中的艺术世界，像内层深邃稳定而水面时时旋转的思想的大海。当然，这是由有形有色有光有声的、生活的活水聚成的大海。这种深邃的思想以及他的小说厚度，曾使鲁迅先生喟然而叹，伟大也要人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传奇色彩很少，思考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我们初读他的小说，常为他近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像世态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亲人的生死离散，似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那巨大的悲痛，都在悠悠的文字间释然。然而这意蕴的产生正是来源于吴敬梓亲自感知，即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的生活所引发的深沉的人生况味体验和对人的精义的思索。
    作者因久阅文坛，对文人心态自然非常熟稔，一旦发为讽刺，不但穷形尽相，往往还剔骨见髓，使有疾者霍然出汗。他观察点的特色是：一个人物，一种冲突。周进、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马二先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悲剧的人物，匡超人人性的异化则是“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实际上吴敬梓是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哲学巡礼。
    《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即人的心路历程史。作者始终在沉思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他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要人们认识自己身上的愚昧性，因为当人们还处于这样一种愚昧状态时，我们是不能获得民族的根本变化的。他想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是借助于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考虑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素质。他以自己亲自感知的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为轴心，开始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思考去观察自己的先辈和同辈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政治生涯。所以吴敬梓在小说中提出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凝滞，而他正是借助于对科举有着深刻的内心体验，所以他才极为容易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用八股制艺的各种病态形式。作者所写的社会俗相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立起来的灵魂的调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症结：思想大于性格。
    黑格尔老人曾说：本质的否定性即是反思。吴敬梓在小说中对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批判如同剥笋一样，剥一层就是一次否定，也就是一次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也就是向本质的一次深入。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想就是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的反思，因此该书的重要审美特色是它的反思性。而恰恰是这反思性使得《儒林外史》具有“思想家的小说”的美学品格。

④ 古龙武林外史在那有有声小说

《风来雪中州行》
http://tieba..com/f?kz=993495549
只有一源段，武林外史全篇的广播剧至今还未发现

⑤ 世界十大名著有声读物

1．红楼梦（又名《石头记》） （清） 曹雪芹；
2．水浒传 （明） 施耐庵；
3．三国演义版 （明） 罗贯权中；
4．西游记 （明） 吴承恩；
5．镜花缘 （清） 李汝珍；
6．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
7．封神演义 （明） 许仲琳；
8．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
9．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
10．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⑥ 跪求语音小说《隋唐演义》，发到[email protected] 谢谢！

去下一个酷我音乐盒，里面都有（有声读物），希望有帮助。

⑦ 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经典语句

儒林外史的经典语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莫欺少年穷！

——吴敬梓《儒林外史》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吴敬梓《儒林外史》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倘徉。风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
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吴敬梓《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的经典语句
长街长，烟花繁，你挑灯回看， 短亭短，红尘辗，我把萧再叹。
——蒲松龄《聊斋志异》
站在千年前的江堤，波涛拍打着岩石。千年的思绪混为一滩！三世情殇，千年轮回，几经琼楼，朱红阁楼；竹林弄影，轻解罗帐，回眸百映红。沙场醉卧，指点江山，笑谈风云，几度岁月几度缠；抚一曲离别，舞一曲殇情，几许哀怨，几经沧桑，刹那芳华朱颜逝，醉舞残雪又何妨？品前世之酒，吟今世之歌，诉未完相思！你，我拿三生只换你一世。
——蒲松龄《聊斋志异》
历史的转变终于来临，我感谢上苍给我的这次机会，冥冥之中我渴望你的爱恋，几经轮回，你依然还是原来的你，不曾改变，依然是那个我放弃三生只为一世姻缘的人。我在那条古刹等你，依如当年那样等你，风云变化，为何却迟迟不见你的到来，为何不曾于你相遇！
——蒲松龄《聊斋志异》
水浒传经典语句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施耐庵《水浒传》
平生未有入绿林之志而入绿林
平生不敢有遇公明之愿而遇公明
——吴用《水浒传》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
——施耐庵《水浒传》
莫语常言道知足，万事至终总是空。理想现实一线隔，心无旁骛脚踏实。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花开复见却飘零，残憾莫使今生留。——《水浒传》
1.《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2.《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3.《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作。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