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短篇小说怎么写
写作短篇小说，一般情况下，往往是从特定的生活感受出发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被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打动了，觉得这些感触，能够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于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比较完整的情节。
写作中，常见的提炼情节的方法有：
(一)依据主干、充实血肉
作者在生活中发现某一事件，这事件比较完整，又有一定意义。作者对这样的事件往往不作大的改动，而是充分调动自己的积累，来充实、丰富这一事件。如王蒙谈到《说客盈门》时，曾指出，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是听来的，"为了解雇一个工人，或是为了处分一个工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有二百多人来当说客"，作者写作时，只把说客的人数改为199个，故事梗概并没有作什么改动，而是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将这个故事情节充实，丰满，使它灌注血肉。
(二)改头换面、更置关键
作者在生活中见到或听到某个故事，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但某个具体环节还不够理想，于是把这个故事稍加改动。如果戈理《外套》的创作。有一次，果戈理和一些朋友闲谈，听到一个笑话，一个穷苦的小官吏，酷爱打鸟，他节衣缩食，积蓄二百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可他第一次坐船出去打猎时，猎枪被芦苇挡入了水里。小官吏十分痛心，回家便病倒在床，再也爬不起，后来幸亏同僚们凑钱买了一枝猎枪送给他，才算救了他一命。果戈理后来写《外套》，利用这个笑话，把猎枪改为外套这一生活必需品，将芦苇把枪挡入水中改为行劫，将小官吏的命运改为一个悲剧，从而使故事情节更真实、更典型、更具思想意义。
(三)移花接木、揉和综合
作者将听到或见到的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物、事件，通过加工、改造，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如短篇小说《卖驴》：孙三老汉误入火葬场，这不吉祥的兆头与他怕政策变化的疑惑一拍即合。他决定把毛驴卖掉，不想到市场后，遇到老兽医老尚，他不但用"神鬼鞭"给孙三老汉治好了驴的病，也给孙三老汉治好了头脑中的病，终于决定不卖驴了。据作者介绍，这个故事是两个生活素材综合而成的。一个是八、九年前，在闲聊中听到一个故事，说某地一个老汉在拉脚回来的路上，因困倦在平板车上睡着了，毛驴拉着他往回走，半路上恰遇一辆驴车拉死人去火化，拉老汉的毛驴也一路尾随入了火葬场。老汉惊醒后十分气恼，把毛驴暴打了一顿。当他重新收拾缰脱准备回家时，不提防被惊惧的毛驴一脚踢在前额上，当场死去，结果真的被火化了。另一个生活素材，是作者蹲点时得来的。他认识了一位老兽医，这位老兽医出身富农，解放前家里养过不少骡马。牲畜病了，他喜欢细细观察，向懂行的人请教，然后自己摸索治疗，久而久之，积累了许多医术。解放后，他专门行医
，以后在公社兽医站任站长，颇有名望，性格也很开朗。他的医术有许多独到之处，治牲畜脱胯即是一例，他既不用针药，也不用推拿，而是站在斜对面突然一鞭，使牲畜重心后压，借助本身的力量使胯骨自行复位。这两个故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将两个故事加以改造、综合，便形成了小说的情节。
(四)依据情感，连缀片断
作者在生活，积累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片断；但这些细节、片断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这时，作者往往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线索，将它联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这样写的。从小说的局部看，一个一个片断好像是不连贯的、分散的，但总起来看，又有着整体感。据作者介绍，他写这篇小说时，没有着意去编故事，而是依据情感，让细节一个一个从心里流出来。
(五)依据因果，环环推导
作者在生活中，获得某个片断、某个场面、某个细节，觉得很有意思，又觉得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还不够丰满。于是，依据这个片断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暗示性，规定性，回溯、铺垫它发展至今的过程，猜测它发展的结果。如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据他介绍，最初引起他创作动机的，是他本人住进了高级招待所看到高级招待所与农民暂时贫困的差别，住一晚就要花掉一个农民近十天的工资。他感到这太悬殊了，于是想让一个农民到高级招待所去住一晚，让他在沙发上、高级床上和地毯上尽情体验一番、表演一番、比较一番。于是他决定让"漏斗户主"陈奂生住进去。但是，陈奂生一般情况下是进不了城的，于是作者让他在政策开放以后进城卖油绳；卖油绳与高级招待所仍挂不起钩来，非要一个有地位的人介绍不可，于是引出了吴书记；那么吴书记为什么会介绍陈奂生住高级宾馆呢?这里一定有特殊原因，于是设法让陈奂生生病；而且这场病必须来势重，好得快，所以就安排他患重感冒。陈奂生为什么会患重感冒呢?因为他没有买帽子。陈奂生住进了高级招待所，吴书记又急于去开会，于是，陈奂生就能够单纯在招待所并且有充裕的时间去体验"高级"生活了。从作者构思的过程看，采用的就是因果推导法。
(六)依据性格，推导揣测
作者心中有比较成熟的人物形象，构思中将这个人物放在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环境中，依据人物本身的性格，去推测猜想人物会怎么做、做什么，从而构思出作品的情节。如契诃夫的《小官员之死》，写的是一个小官员在看戏时，不小心给前排座位上将军的脖子上溅了点喷嚏沫，他为此胆颤心惊，一再向将军道歉，最后竟为此事被吓死。这篇小说的情节，就完全依据人物的性格推导出来的。换一个人物，如果是张飞或李逵，定会把将军吓死；换了阿Q，恐怕挨了将军一顿呵斥后，他会在里暗骂"儿子打老子"，而且寻解脱。可是，在19世纪充满奴性的俄罗斯社会里生长出来的小官吏，他的命运，不仅是怕，赔情，而且是死。小说情节的发展，安全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一般说来，依据人物性格推导，与依据因果推导是有区别的。我们平时说的因果推导，指的是由原因到结果或由结果到原因的比较明显、直接的因果链条，它往往是单纯的、单线的，由一定原因，往往能推导出明确的结果，这里面并不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原因与变化。而人的性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体，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与程序，比起单纯的因果逻辑更具有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无论用何种方法提炼、编织情节，都应该处理好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通常的教科书，把情节定义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其实又对又不对。倘若"事缘人起"，"事以显人"，情节自然也就成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倘若编置情节时，见事不见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的趣味性、传奇性上，也就陷入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恶障，很难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很难登大雅之堂给人以深刻的美感。因此，好的情节，应该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二、要善于安排小说的结构
短篇小说是一种以小见大，以局部反映整体的语言艺术，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虽然不一定要重大的社会题材，但必须反映重大的社会意义。同时，它在结构安排上，也应见出匠心，一丝不苟。
安排短篇小说的结构，总的说来，头绪不能过繁，过程不能拉得太长，人物不能过多，铺述不宜过详，表达不宜和盘托出，高潮不能一个接一个。它应该凝练集中，以少显多。否则，极易写成压缩的中篇。短篇小说常见的结构形态有下面几种：
(一)情节结构
情节结构以事件的发生发展为结构线，小说的展开完全依据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的发生往往表现为一系列的因果链，承上起下，环环相扣，关系紧密。巧妙的作者，往往将情节搓拧、颠倒，使读者产生陌生感、惊奇感，但小说仍建筑在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结构上。情节结构的展开一般有开头、发展、高潮与结尾，有的还有序幕和尾声。依据情节展开的线索，又可分为单线结构、双线结构、三线结构。单线结构往往是一人一事一线贯穿到底，情节单纯，其间间或有转折、曲折、升降等，但无论怎样地变化、反复，情节线索总是单一的。双线结构的特点是情节交叉或平行，前者如鲁迅的《药》，后者如《麦客》。《麦客》写父子俩一同去打短工，到了不同的人家，父亲在艰难的境遇中失掉自尊，偷手表被发现，内疚而归；儿子则被新生活搅起爱情、自由的渴望，最后就范于传统道德。作者把两个本来可以各自独立的故事交互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两个空间，两组人物、两组不同的人际关系和不同的情感追求，构成双重现实内容。这种结构，减弱了作者有头有尾讲述一个故事的封闭性，使小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具有现代人的时空感。短篇小说还有三条或三条以上情节线索的。有时候，作者将三条以上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有时，则将几条情节线交织平行推进，形成一种网状结构，如王安忆的《小院琐记》。一般说来，三条情节线索以上的结构，初学者不易把握。
情节结构是短篇小说最基本的一种结构方式，它的优点是行动、吸引人，符合一般人的审美习惯，但又有它的局限性：①以事件为结构中心，作者的注意力停留在故事情节本身的生动有趣上，处理不好，容易削弱人物的刻画。②人物性格的展开或作者感情的抒发，需要足够的空间，但情节结构重视事件的纵向连缀，不能给人物发展在横向展示方面以更大的地盘，更不允许脱离情节规定的具体时空规定，作者必须时时抓住情节发展的线索并把它推进，这样就限制了作者创作的才华。③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作者往往不得不将许多代情节的过场戏塞进作品，这样的过场戏往往失去精彩，不利于人物的塑造。④情节结构将万花筒一般十分丰富的生活提炼为一个首尾完整的生活过程，让小说的一切因素都服从情节发展的因果链条，不能有丝毫的游离，这样做，很容易损失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给人以编造、失真的感觉。以上这些局限，是安排情节结构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二)散文结构
有人觉得情节小说太显编造失真了，极力回避那种奇妙的、戏剧性情节，努力按生活的自然形态来描写生活，于是产生了一种散文似的小说。散文式的结构摒弃了那种由发端、发展而推向高潮，然后下降到解决的情节模式，它没有常见的紧张集中的情节，也不讲悬念、扣人心弦的戏剧效果，看来只是一些看似零碎的片断，仿佛与日常生活差不多，并不明显地表现"起"、"承"、"转"、"合"。它像一棵树，枝枝桠桠向各个方向自然伸展，各有各的空间，时空关系的设置很散。但仔细体会，舒展自如中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很有点像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如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琪的《受戒》、《大淖纪事》，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都属这类作品。
散文结构往往给人自然本色之美。但由于它有意放弃了戏剧性的情节，有意淡化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直接的、明显的因果关系，写作的难度也就大一些。它放弃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更需要写得深、写得美、写得可信，写得入情入理、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它虽然写得开放、随意，但不能失之混乱、松散，要有一种整体的有机性。
(三)心理结构
心理结构又称"意识流结构"、"情绪结构"、"心态结构"、"心理分析结构"，是现代小说一种新兴的结构方法。它不按事物的因果律和时空关系来安排结构。而是按照人物心理活动的流程来组织材料，通过人物的回忆、联想、闪念、内心独白、幻觉、梦境等内心活动连缀生活片断。在这种结构里，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看不到了，内心秩序取代了事件秩序，心理时空代替了物理时空，生活场景、片断、细节将主要地通过人物心灵屏幕展现。而这种展现，有回漩、有倒流、有明暗、有跳跃，有时间的颠倒与空间的重叠，有时空的分解与重新组合。心理结构是心理小说所采用的主要结构方式，但又不同于心理小说。心理小说以人物心理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心理结构，有的侧重于人物心理表现，有的侧重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如王蒙的《春之声》与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同属心理结构，其表现的侧重点就有区别。
中国当代作家所采用的"心理结构"，与西方现代派"意识流"作家所采用的"心理结构"技巧，也是有区别的。
从整体看，他们都以人物意识流动为小说的结构框架；现实场景的描写只是作为人物意识流动的支撑点；时序的颠倒与溶合、自由联想情节的跳跃式穿插、心理分析形式的意识独白等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法。但现代派作家强调人物意识流动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瞬息万变的，因此，他们笔下的意识流动是闪念性的，杂乱无章，互不关联，像散布的彩点隐隐约约地闪烁，画面感不强，读来晦涩难解。中国作家描写的意识流动，常常是回忆性的，情理性的，画面相对完整，无数心理片断的连缀往往构成完整的情节，反映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心理结构的优点是：①以心理流程来结构作品，让作品的一切从主人公的心灵屏幕上放映出来，摒弃了由叙述人叙事、评价、描写、议论的手法，具有了传统小说没有的新质。②心理结构不受客观时空限制，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同时铺叙、交错穿插，或放射扩展，加大了小说表现的容量。③以意识流动为结构框架，在场面与场面之间，人物动作与动作之间，可以略去那些容易使气氛沉闷拖泥带水的过渡描写，摆脱了追求故事情节表面连贯完整的某种束缚，取材灵活。有利于人物精神世界内心世界的揭示，可以相当充分地揭示人物心灵的真实。但心理结构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首先，依据心理流程结构作品，极易写得拖沓、琐屑、冗长、晦涩，往往要读者重新梳理、索解。另一方面，这类作品，人物想什么往往很细腻，做什么却不太清楚、清晰，使人物形象性格内向、模糊。采用心理结构，要特别注意克服这方面的毛病。
(四)蒙太奇结构
蒙太奇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手法，它和情节结构有相似之处，往往有一定的情节线索，但表现情节的手法不同。它的情节，常常以画面感很强的"分镜头"似的片断，跳跃性的向前推进。片断与片断之间，干净利索地省掉了过程性的交代。同时，它往往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交错地叙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片断，通过一组一组"镜头"的组接，显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情节的连贯、推进。采用这种结构可以突破时空局限，闪现主要情节，省略繁琐的过程性交代，节奏明快，视觉形象感强，穿插自然，变而不乱。但要掌握这种结构，必须熟悉电影艺术才行。
(五)板块结构
结构由几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板块"构成。采用这种结构方式，作者描写一个人物或景物后，往往把它放置在一边，又去描写另一个人物或景物，各部分自成一统，有对相独立的情节内容，形成了独立的"情节板块"。"板块"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舍弃了过渡性的语句，好像把完全不相干的"板块"前言不搭后语地直接组合在一起了。但读完全篇，读者可以由作品内在的无形的思想线索，把各个"单元"的内容联接起来。如张石山的《互不关联的四个故事》。这种结构也突破了由叙述人讲述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模式，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但处理不好，容易把篇幅拉得很长。写作时要特别注意"情节板块"之间的关系，既不要有直接的关联，又不要有内在的联系；同时，还要处理好"情节板块"的繁简，不能把它写成头绪繁多的中篇。
短篇小说结构多姿多彩，学写短篇小说，最好先从"横断式"和"纵向式"的情节结构入手。掌握了这两种基本形式，就有了进一步提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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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文化为先锋小说设置了多重困境。先锋小说渐渐地滑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某种遭受压抑的边缘文化。然而，在我看来，这恰恰喻示了先锋小说的意义。经济成为社会的主题词之后，商业、利润、股份、消费、信贷、资本共同作为显赫一时的概念重组了社会话语光谱。这样的世俗氛围之中，先锋小说坚持一种疏远的姿态，坚持一种格格不入的话语。这种话语顽强地分割出另一种文化空间。这暗示了另一种生存维面和价值体系，暗示了话语之中尚未驯服的力比多。也许，先锋小说还没有——甚至不可能——勾出一个肯定的世界蓝图。但是，这种异己声音的存在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化的丰富与弹性。
这样，人们不仅可以察觉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北村这些作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不同姿态，同时，人们还有理由提到这样一批新的作家：韩东，鲁羊，西飏，潘军，吕新，毕飞宇，东西，刁斗，述平，须兰，李洱，李冯，王小波，等等。
九十年代的文化图景之中，诗人、作家这些近于潦倒的知识分子早就丧失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他们无法高视阔步，充当指点江山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他们亦无力卷入社会深部的运动，手执权柄，号令四方。他们的生死存亡与货币回笼或者企业复苏无关，他们的嬉笑怒骂干预不了官员的任免与日常用品价格。总而言之，他们仅仅是出没于社会边缘的一族，已经不配拥有壮观的故事。撇开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这些小说内部更像是寂寞的一隅。的确，许多先锋小说找不到大幅度起伏的戏剧动作。但是，这并未使先锋作家感到匮乏——他们在语言与人物命运之间发现了一种紧张。
显然，孙甘露与格非均是痴心的语言迷恋者。时至今日，《信使之函》或者《访问梦境》的极端写作仍然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两部小说仿佛暗示了孙甘露乃至许多先锋作家所不可逃脱的原型——语言与梦境。孙甘露的叙事时常从外部世界幻觉般地返回叙事语言本身，《夜晚的语言》再度显示了这一点。格非具有和孙甘露相近的优雅。《锦瑟》、《凉州词》、《公案》等小说表明了他对于古典诗词的眷恋。相对地说，格非所擅长的一个伎俩即是，将语言的神秘本性与现实情节不露痕迹地交织，小说之中随处可见的玄思以及种种似是而非的格言让人们想到了博尔赫斯小说的书卷气。他的《谜语》暗示了语言的奇特魔力。《谜语》之中设置的谜语成功地使几个人物之间关系扑朔迷离，故事之中隐而不见的空缺致使小说同时也成为一个大谜语。事实上，这种魔力同样可能体现于另一种符号体系之中。吕新的《被画匠法隆先生无意中绘在墙上的罗顺纹究竟是个什么人？》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之中的基本关系已经暴露在古怪的篇名上：画匠法隆的壁画作品让罗顺纹心神不宁。画面上的种种景象仿佛与罗顺纹具有某种秘密联系。当法隆无意地将罗顺纹的形象作为绘画的原型时，现实之中的罗顺纹则失去了魂魄，从而与画面上的情节混为一体。
如果将语言的故事交给苏童重写，那么，他就会将情节夸张得十分奇特：一个人让赞颂火的诗烧伤了——这即是苏童的“《烧伤》。这种浪漫的想象之中，语言如同火苗一样一伸一缩地窜动起来。尽管肇事者多年之后吐露了酒醉之后的真相，但是，这样的想象还是让主人公成为语言的俘虏——他成为这个城市之中最后一批诗人。
《烧伤》之中的语言如同一种精灵，韩东的《反标》却将语言描写得十分诡异。《反标》的反常之处在于，小说出现了某种叙事的放纵或者炫耀。故事的结局，《反标》并未像《烧伤》那样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反标》抛开了故事的真实依据，从叙事逻辑的意义提出了故事所包含的多种线索——根据小说的前半部分，反标可以设计为小波和卫东的作品，也可以设计为赵雨花对于他们的陷害，甚至还能够说成是吴天津作案。这些结局均未超出叙事的可能，但是，真相却变成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幻影——真相的唯一性为不同的叙事可能所分解。这意味了语言对于现实的吞噬。但是，尽管如此，“反标”作为一种奇特的语言作品始终保持了扼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恐怖功能。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魔力——《反标》的叙事奇妙地汇合了这两种魔力。
韩东的《反标》公然暴露了小说背后的叙述者。和盘托出叙事规则的存在，从而将故事操作的所有秘密向人们敞开。这样的坦诚往往败坏了人们的胃口——这将破坏阅读之中身临其境的幻觉。叙事的框架出现在人们的视域，那些可触可感的现实不再是种种景象的自动演示——它们不过是被叙述出来的。一切动人的故事仅仅来自语言的讲述。如果说，古代的说书艺 人或者行吟诗人存留于文本的形象更像是口头表述的遗迹，那么，如今的叙述者出面显然是有意为之。自从马原开始，这种恶作剧的叙事说明书已经在小说之中屡见不鲜。越出了习惯的叙事边界并且在小说之中谈论这样的边界，这样的叙事被称之为“元小说”。谈论叙事框架、谈论故事陈述代码的时候，谈论者的位置将无形地后退至更高的一层，这即是“元小说”的基本涵义。
如同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里面解释的那样，“元小说”是向人们告知小说如何产生逼真效果的眼镜和框架。承认这些故事的小说身份将使人们震惊地从幻觉之中走出来。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并非现实本身——他们面前仅仅是一个语言组织起来的人工世界，一种现实的代用品。这是对人们所信任的真实给予残酷的打击。
从《枣树的故事》到《关于厕所》，叶兆言始终是“元小说”的爱好者。他不惮于让小说的叙述者混杂在故事的主人公之间，共同走动在人们的视野范围内。这些叙述者经常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如何叙事的幕后设想，从而将自己从众多的角色之中区分出来。“元小说”不断地提醒人们，这是人为的小说，而不是现实的原始记录。叙事产生的语言蛊惑时刻遭到了无情的破除，种种让人们血脉贲张或者涕泅滂沦的情节不过是语言制造出来的勾当。这使人们的阅读始终保持了对于叙事成规的警觉——生动的故事来自叙事配方的调制，而不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本身。福楼拜为爱玛的服毒痛哭失声，托尔斯泰无法阻止安娜卧轨自杀——这种现实主义小说的神话不再像过去一样诱人。现实主义小说的逼真效果恰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一种叙事巧妙地制造出来的幻觉。如果毫无戒备地将这种幻觉当成现实予以崇拜，那即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一无所知。“元小说”有意地将叙事成规显露出来，这即是阻止叙事与现实的之间习以为常的混淆。
叙事与现实的分离将文本的意义生产从“真实”的观念之中解放出来。文本的意义不是来自赤裸裸的现实，而是来自叙事的写作行为。这样的结论同时包藏了一种潜台词：文本的意义不是像矿藏一样凝结在某些现实内部，文本的意义诞生于一系列叙事程序的复杂运作之后。然而，东西似乎对这样的结论仍不满足。他的《商品》继续告诉人们，阅读所依据的一系列阐释程序同样是文本的意义赖以产生的温床。从叙事框架的暴露到阐释框架的暴露，这使“元小说”走得更远。
《商品》重复，旅途之中爱情故事的原型。主人公“我”在火车站结识了一个叫作“薇冬”的姑娘。“我”搜罗了一大堆性爱的传说、趣闻和笑话作为漫长行程的谈资。这些传说、一趣闻和笑话——这些语言作品——终于打动了薇冬，他们走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成为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孩子。令人意外的是。《商品》在故事开始之前首先交代了写作的工具和原料。叙述者坦然地承认，爱情是生产小说的永不枯竭的原料，叙述者的作为仅仅是利用汉字工具将这一切写出来。这样的交代迅速使人们的眼光从故事移向了写作行为：人们眼前这一个爱情故事更像是一个写作工匠在作坊里面凭空捏造出来的。然而，如果说这是故事向叙事行为的追溯，那么，故事完成之后，叙述者与诸家刊物编辑的通信却是故事向阐释的延伸。众多编辑发表了种种是是非非的评语，这使故事的意义与种种阐释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样，叙事、阐释与故事之间的先后衔接终于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轮廓：一切都是语言运作的结果。没有什么能够逃到语言的网络之外。
叙事究竟拥有多大的权限？可以从叙事与现实的关系之中看出，前者正在跃跃欲试，企图成为后者的主宰。述平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元小说”。小说的开始引用了一支众所周知的童谣作为题词：“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在那儿讲故事：从前有座山……”不难发现，这支童谣之中语言的自我派生与自我分裂成了这部小说叙事功能的隐喻。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人一家工厂——这部小说循序渐进地将他的故事写了八稿。这是一种重迭与变异的交织：每一稿的故事都某种程度地袭用上一稿；同时，每一稿又在上一稿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十分有趣的是；每一稿的叙述者均是大学生本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故事反复地写到了枕头底下的一个笔记本里。人们已经无法从阅读之中分辨，每一稿不同的故事是大学生的亲身经历还是他写出的作品。小说的某些地方曾经暗示叙述者的动机：这个大学生常常不满自己上一稿故事之中的形象因而另起灶炉。事实上，小说之中的八稿分别显示了八种平行的叙事“可能”——没有哪一种叙事“可能”因为拥有更多的真实根据而成为“现实”。叙述者甚至表明，这样的叙事“可能”可以无休止地排列下去。这个意义上，每一稿均是下一稿的酵母——一次又一次的叙事由于自我分裂而不断地自我繁殖；所谓的现实终于退为这种无限繁殖出来的语言派系的影像。
叙事被夸张为主宰之后，文学的想象必定会越过习惯的边界从而向叙事索取栖息的空间。这样，人们理所当然地来到西飏的《季节之旅》面前。《季节之旅》可以视为一个关于写作、叙事和语言的故事。小说之中密集地插入许多已有的文本、格言、日记、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经典小说，从而在交织汇聚之中形成一个多种文本组成的大拼盘。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同样是一个作家，他的叙事上演了神奇的一幕。这个作家在某个时刻向自己小说的一个人物“秋”嘘了一口气，让他活起来，走人作家本人的世界，与作家相遇、交谈、争执，并且代替作家与另一个叫作尤拉的女人恋爱。于是，作家所置身的世界与“秋”所置身的稿纸上的风景联成一片，成为一个新的、若真若幻的环境。尽管《季节之旅》的想象并非首创——尽管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与《岛屿》已经娴熟地表演了双重文本互相指涉的游戏；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叙事崇拜的标本。对于《季节之旅》说来，叙事不仅以虚构的方式弥补了现实的缺憾，而且，叙事制造现实、制造生命——叙事几乎具有了上帝创世的意义。
人们已经发现，武侠故事是许多先锋小说的戏仿对象。例如，余华的《鲜血梅花》即是通过戏仿从武侠故事之中脱胎而出。九十年代的文化网络之中，英雄主义情调、除暴安良、义重如山的道德规范、人物的等级制度以及武侠故事的明显程式尤其可能为戏谑的调侃提供靶子。这使先锋小说对于武侠故事怀有特殊的兴趣。如果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沿用了武侠故事的程式，那么，须兰的《少年英雄史》更像是沿用武侠故事的意象。快马、宝刀、脚印、道士、古庙、棺材、难解的棋谱、神秘的客商、凶险的小镇客栈、冰天雪地之中的持续追踪——这一系列意象与寻父、弑杀的原型共同酿成了巨大的悬念。然而，小说利用镜子式的幻象冰释了这个悬念。这里没有终局的真相，没有真正的父亲，英雄与仇人均为子虚乌有，冒名者、赌局、厮杀、美女都不过是一面铜镜之中转眼即逝的风景。“我是无数的亦是惟一的”，“我在你的记忆里只存活一次，随后便不知所终”——这种迷离而又略为轻佻的口吻损害了武侠故事慷慨悲歌的一贯风格，正义、威武、坚韧、豪迈、勇猛在游戏式的拆解之下成了种种朴空的概念。
《鲜血梅花》与《少年英雄史》是一种文类的戏仿；相形之下，李冯的《我作为武松的生活片断》是一个文本的戏仿。小说基本保留了《水浒》之中武松故事的轮廓；然而，叙述者的转换——从全知全能的叙事变成了武松本人的叙事——不知不觉地移动了描写的重心和焦点。武松的英雄外观为一个酗酒者厌烦的内心独白所代替，种种现代文本的堆砌加重了戏谑风格。打虎的壮举不过是即兴的游戏，刀剐潘金莲、醉打蒋门神——一大批性爱与暴力的故事——更像是那些热衷于武松故事的作者强加给他的情节。这样的重写颠覆了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英雄形象。英雄气概破产了；英雄不过是文人墨客用文字编织的一个外部躯壳，武松仅仅是一个略有几分蛮力的、平庸的嗜酒者而已。三十年代，施蛰存曾经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水浒》之中的“石秀”重新显影；九十年代，李冯的武松却流露出某种嬉皮士式的冷漠。
王安忆的《进江南记》之中，历史的考据与历史的瓦解同时进行：前者来自典籍的旁征博引，后者来自叙述人自以为是的断言。《进江南记》一开始就援引了《辍耕录》的一句话作为证据，解释乃颜旧部如何进入江南。然而，后继而来的叙述却不断出现“我想”、“我设想”、“我不喜欢”、“这一点已是我所需要”这一类轻率口吻。小说使用这种口吻填充空白，裁决疑难。一系列变幻沧桑的历史故事纷至沓来，但是，历史学的森严门规却形同虚设。许多时候，叙事的可信与否代替了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这样，历史事实退缩到了叙事的阴影下面，等待任性的叙述人驱遣——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更大规模地利用历史的考据与历史的瓦解制造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家族神话。这样的戏仿终于使人们开始怀疑历史叙事的可信程度。于是，历史在现实之中的传统意义遭到了动摇。
在许多人那里，历史的诱人之处并不是过往事实的确认；他们更多地沉醉于古香古色的“历史感”，享受某种历史“气息”。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曾经利用皇室争端、妃子、太监、大釜、御河、宫殿等宫廷文化符号仿造出一段虚假的历史沧桑。鲁羊某些小说出现的修史者形象同样表明他的怀旧情调。鲁羊的《蚕纸》收集了一套富有“历史感”的文化代码：居士、小妾、朝廷、客栈、红木屏风、端砚古墨、满门抄斩的风声、大河之上巨浪与酒杯形状的漩涡，它们轻易地组成了一个三百多年之前的故事：朝廷捕捉，文人流窜，同行陷害……可是，《蚕纸》并没有让这些文化代码完全统治小说。《蚕纸》的叙事继续拉开了阅读与文本之间的距离，终于将幕后制造“历史感”的操作行为收人人们的视城：一座现代都市的效区，一个三百多岁依然风姿绰约的女人坐在刚刚开张的小酒店里，不无卖弄地对一个作家娓娓而谈——所有的故事不过是这个女人口述的亲身经历。这个场面寓含了另一套叙述代码。故事的“历史感”由于这一套叙述代码的介人而骤然显出了虚假；“历史感”不过是叙事制造出来的波澜；表明了这个事实之后，叙事又顺手将这种“历史感”打发到某种“信不信由你”的俏皮之中。
九十年代初期，王朔的反讽语言名噪一时。在大口号、大字眼与小人物、小动作之间，在豪言壮语与油嘴滑舌之间，王朔的可笑搭配成功地使许多政治辞令变为矫揉造作的范本。然而，李洱的（寻物启示）之中，反讽已经政治话语分散到现实的四面八方。小说摹仿了一批中学少年人的口吻。许多时候，这批少年人复述了他们从成年人嘴里听到的道理，诸如美，性，政治，但是，他们那种不恭的腔调迅即使种种道理变了味道。令人回味的是，这批反讽丧失了王朔式的尖刻——这批反讽背后闪烁着隐约的无奈。反讽意味了中学少年对于成年人嘴里的道理并不信任；但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更高的信条和尺度显示反讽者的智力优势。这使他们止于挖苦，挖苦对象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寻物启示》之中，反讽更像这批少年的口头游戏；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仍然有意无意地加入了重复世俗经验的“成年仪式”。
的确，反讽者通常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反讽者坚信，他们的信条和尺度绝对优于被反讽者——这是他们的反讽言辞避免误读的保证。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2015》如何选择反讽的更高信条和尺度？小说将叙事时间确定为下个世纪的2015年，佯装以未来的眼光奚落二十世纪人类的艺术、国家机器与性。如同王小波的他小说一样，《2015》之中一系列肆无忌惮的闹剧片断一泻而下。种种怪异杂乱的想象、不无色情的玩笑之辞与夸张的戏滤、讥讽使小说显得生气勃勃。尽管叙述人不断地重复他并没有想清艺术的真谛，但是，他对种种强奸艺术的精神暴力与物质暴力表示了不可遏止的愤懑。叙述人的眼里，性可以向暴力屈服，但艺术不可能接受任何强加的锁链。这不是多么惊人的认识，然而，这样的常识却掩埋在另一些更为强大的观念下面，以至于小说不得不用强烈的、甚至是挑衅性的反讽予以陈述。
通常，反讽意味了一种刺人的锋芒。因此，如果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与李锐的《无风之树》视为反讽，这或许会引致人们的惊异。在我看来，这是民间话语对于知讽分子叙事的反讽，换言之，这亦即民间文化内部价值尺度对于书面文化内部价值尺度的抵制。前者是在野的、朴素的、简明的；后者是权威的、主流的、复杂的。人们可以从《许三观卖血记》之中发现，许三观那种反反复复的啰嗦与絮叨暗示了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之间的分裂；《无风之树》察觉到这种分裂可能带来的政治断裂：矮人坪的农民对于文件上雄辩滔滔的政治术语茫然无知，他们的欲望、向往、渴求同样不可能在这一套政治术语之中得到任何体现。对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说来，这样的分裂已经成为首要的主题。韩少功发现，许多边缘之地的居民隐匿在难以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的大量感受被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这意味着，这些居民的生活无法在规范的中文之中展开。这个修辞事件背后包含了文化权力的剥夺。这个时候，民间话语能不能在强大的知识分子叙事声势之下保持自信的姿态？
这样，我有理由继续提到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之中出现了一个乡村的弱智者。如果说，小丑或者傻瓜在巴赫金描述的狂欢节当中经常充当兴高采烈的角色，那么，这个乡村的弱智者只配有遭受捉弄的命运。父母双亡之后，他甚至被村里的人取消了拥有名字的资格。姓名意味着个人在家族谱系之中的位置，无名者象征了彻底逐出文化行列。对于这个弱智者说来，一系列伦理意义上的取笑显然是丧失名字的文化后果。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弱智者充当了小说的叙述人，但是，反讽的效果意外地出现了。弱智者无意之中的反讽不是产生于智慧的高度，而是产生于道义的高度。弱智与善良、忠厚相互联系，聪明是丑恶和残忍的手段，这种反讽同样可以置于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之间：谁该受到嘲笑？
爱情故事的匮乏并不意味着性爱的匾乏。相反，性爱恰恰是先锋小说热衷的故事。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孤独；如前所说，先锋小说接纳了大量边缘人物——性爱是这些人孤独生涯的一个重大安慰。
朱文的小说《因为孤独》与性爱无关：远在纽约，一个孤独的艺术家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去拜访另一个同样孤独的诗人时，在诗人的寓所里见到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人是从艺术家身上分裂出来的另一个自我，艺术家梦中生活的自我。另一个自我贸然出现在白天，冒充艺术家与诗人畅谈，这一切仅仅由于一个原因：孤独。
毕飞宇的《充满瓷器的时代》曾经将一个性爱的故事套入小镇子的贸易革命之中——卖豆腐，卖瓷碗，卖镜子。然而，小说那种左右盘旋的叙事最终说明，性爱与贸易之间貌合神离。事实上，昔日另一个恐怖的性爱故事如同幽灵罩住瓷器铺的老板娘，使之重蹈覆辙。雨后的空巷，鲜嫩的月光，歪倒的蜡烛，稀哩哗啦的瓷器炸裂声音——这一切不过为两个性爱故事的衔接制造诡秘的气氛而已。性爱仅仅是性的角逐，性的欲望并未转换为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历史的冲动，这种能量的压抑甚至使性爱故事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变幻多端。刁斗的《捕蝉》构思了几个性爱故事的连环套。几套公寓的住户通过机械设备互相窃听彼此的性生活，所有的悬念、欲望、威胁、刺探就在这种连环套之间紧张地展开。然而，上述的悬念与较量同样没有溢出这些公寓，更大范围地卷人道德或者经济的主题。这个连环套由于一个住户的撤出而告中断——一个作家从窃听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灵感，他在写完了小说之后离开了公寓。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结束：对于这个作家说来，这种故事的意义仅仅是调动小说写作的趣味。
先锋作家并不主张将性爱植人社会或者历史——潘军的《白底黑斑蝴蝶》企图证明这一点。《白底黑斑蝴蝶》出现了后现代小说习用的拼贴，里根、南希、股市、乳腺癌、刺杀以及形形色色的世界丑闻与一个失败的性爱故事拼贴在一起。在这里，性爱故事并没有成为各种片断的轴心——这些片断是分散的。这些片断不是某一个社会原因的共同产物，这些片断的同时出现仅仅因为偶然。进人后现代主义式的零散化与平面化之后，性爱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因素——人们还能指望性爱具有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之中描述的那种革命能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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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作者简介
短篇小说和属散文：
隐居的时代
接近世纪初
冬天的聚会
喜宴
小城之恋
本次列车终点
比较北京和上海
评《许三观卖血记》
记一次服装表演
自然最美
寻找苏青
关于幸福
观后与写后
王安忆眼中的当今文坛
上海的女性
风月三篇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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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陌复东阡
我写《小鲍庄》
中长篇小说：
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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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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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1954～ ）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
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
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
❺ 寻王安忆的一部中短篇小说
楼主你不必留言给我
你的问题就是拿出来给所有来看,希望有人帮你找寻回答案的~~答~~~~~~~~~~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万宝全书,也未必每个人都有这个闲情雅致来网络知道"骗分"的~~~~~~~~~
分不值钱,只是一份帮助别人的快乐
你既然拿出分来,就不要指责别人的诚意~~~~
你的分也不是你的~~~~~是网络的~~~~~~
你不要弄错~~~~~就算我要来骗分也是骗网络的~~~~与你何干?
更何况,你去查查我所有的回答~~~~~有哪一个是"灌水""骗分"的答案了???
你对我不满,你可以去网络投诉我~~~~~~
我对你不满,召告所有看你的问题朋友~~~~~~~~
你是这样地不尊重在网上热心帮助你的网友~~~~~~~~~~~~
❻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有哪些
* 中短篇小说集来
《雨，沙沙沙》《源黑黑白白》《流逝》《尾声》《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荒山之恋》《伤心太平洋》《海上繁华梦》《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事》《人世的沉浮》《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化妆间》《儿女英雄传》《剃度》《现代生活》《文工团》《月色撩人》……
其他主要作品
* 长篇小说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
*散文随笔集
《蒲公英》《独语》《走近世纪初》《旅德的故事》《乘火车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忆散文》《窗外与窗里》《漂泊的语言》《母女同游美利坚》（与茹志娟合作）《街灯底下》……
*文论集
《故事与讲故事》《心灵世界》《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读我看》《王安忆说》《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王安忆读书笔记》《王安忆导修报告》《对话<启蒙时代>》（与人合著）《对话录》（与人合著）等。
*电影电视话剧
电影《风月》由王安忆编剧。
长篇小说《长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外，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排演了话剧。
❼ 王安忆 打一电影名字 短篇小说
《打一电影名字》收录了王安忆数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精华，整体展现王安忆作回为一个短篇小说答家的艺术风格。《打一电影名字》收录了《回旋曲》《迷宫之径》《舞台小世界》《麻刀厂春秋》《人人之间》《B角》等十二篇。是王安忆早期短篇创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