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有声小说

⑴ 简述《红高粱》的文学价值

《红高粱》的文学价值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红高粱精神，让人感受到民族躯体中顽强的生命力和昂扬向上的热情以及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过对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红高粱》，全称《红高粱家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86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这部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
《红高粱》内容讲述，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鳌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酿酒厂。余占鳌在与土三炮对峙后，回来支开其它酒厂工人，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鳌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歇斯底里的余占鳌，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⑵ 求莫言小说《红高粱》节选

父亲的叫声，像下达了一道命令，从日本人的汽车上，射出了一阵密集的子弹。日本人的三顶歪把子机枪架在汽车顶上。枪声沉闷，像雨夜中阴沉的狗叫。父亲眼见着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开两个洞。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的背上。两笆斗拤饼，一笆斗滚到堤南，一笆斗滚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饼，葱绿的大葱，揉碎的鸡蛋，散在绿草茵茵的草坡上。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石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

“娘——”我父亲撕肝裂胆地高叫一声，身体弹到堤上。余司令扯了一把我父亲，没扯住。余司令吼一声：“回来！”我父亲没听见余司令的命令，他什么也听不到。父亲瘦小孱弱的身体跑在狭窄的河堤上，父亲身上阳光斑斓，他在弹上堤的同时，就扔掉了手枪，手枪落在一棵叶子折断的金色苦菜花上。父亲张着两只手，像飞腾的小鸟，向奶奶扑去。河堤上安静，落尘有声，河水只亮不流，堤外的高粱安详庄重。父亲瘦弱的身体在河堤上跑着，父亲高大雄伟漂亮，父亲高叫着：“娘——娘——娘——”这一声声“娘”里渗透了人间的血泪，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父亲跑完东边的河堤，跳过连环的铁耙，攀上西边的河堤。堤下，哑巴们化石般的面孔从父亲身边擦过。父亲扑到奶奶身上，又叫一声娘。奶奶平卧堤上，脸贴着堤边的野草。奶奶背上，有两个翻边的弹洞，一股新鲜的高粱酒的味道，从那洞里涌出来。父亲扳着奶奶的肩头，把奶奶翻过来。奶奶脸上没有受伤，面容整肃，头发纹丝不乱，五绺刘海下，两条眉梢儿下垂，奶奶半睁着眼，苍翠的脸上双唇鲜红。父亲抓住奶奶温暖的手，又叫一声娘。奶奶睁开眼，满脸绽开天真的笑容。奶奶又伸出一只手，交给父亲。

鬼子汽车停在桥头，马达高一阵低一阵轰鸣着。

一个高大的人影在河堤上一闪，我父亲和我奶奶被拉下河堤，是哑巴干得好事。父亲未及思想，又一阵狂风般的子弹，把他们头上的无数棵高粱，打断了，打碎了。

四辆汽车紧挨着，在桥外不动，第一辆车上和最后一辆车上，八挺歪把子机枪，射出的子弹，织成一束束干硬的光带，交叉出一个破碎的扇面，又交叉成一个破碎的扇面，时而在路东，时而在路西，高粱齐声哀鸣，高粱的残破肢体成直线下落成弧线飞升，钻到堤上的子弹，激起一泡泡黄烟，发出一串串噗噗声。

堤漫坡上的队员们身体紧贴着野草和黑土，一动不动。机枪扫射持续了三分钟，突然停止，汽车周围布满了金灿灿的弹壳。

余司令压低声音说：“不许开枪！”

鬼子沉默着。河面上一缕缕淡薄的硝烟，随着轻俏的小风向东飘去。

父亲告诉我，在这片刻的宁静里，王文义摇摇晃晃地走上河堤，他站在河堤上，手提长苗子鸟枪，目瞪口张，痛苦万分，高叫一声：“孩子他娘！”不及挪步，就被几十颗子弹把腹部打成了一个月亮般透明的大窟窿。那些沾带着肠子的子弹从余司令头上淅淅沥沥地飞过去。

王文义一头栽下河堤，也滚到了河床上，与他的妻子隔桥相望，他的心脏还在跳，他的头完整无缺，他感到一种异常清晰的透彻感涌上心头。

父亲告诉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有一天，王文义和妻子下地锄高粱，三个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双翅日本飞机，嗡嗡怪叫着，从村子上空飞过。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弃置房脊，挂罥树梢，涂之墙壁……余司令一树起抗日旗，王文义就被妻子送去……

余司令咬牙瞪眼，狠狠地瞅半个头颅扎进河水的王文义，又低吼一声：“不要动！”

飞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脸上弹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清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褪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珍珠般的虹彩。她说：“孩子……你爹呢……”父亲说：“他在打仗，我爹。”“他就是你的亲爹……”奶奶说。父亲点了点头。

奶奶挣扎着要坐起来，她的身体一动，那两股血就汹涌地蹿出来。

“娘，我去叫他来。”父亲说。

奶奶摇摇手，突然折坐起来，说：“豆官……我的儿……扶着娘……咱回家、回家啦……”

父亲跪下，让奶奶的胳膊揽住自己的脖颈，然后用力站起，把奶奶也带了起来。奶奶胸前的血很快就把父亲的头颈弄湿了，父亲从奶奶鲜血里，依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高粱酒味。奶奶沉重的身躯，倚在父亲身上，父亲双腿打颤，趔趔趄趄，向着高粱深处走，子弹在他们头上屠戮着高粱。父亲分拨着密密匝匝的高粱秆子，一步一步地挪，汗水泪水掺和着奶奶的鲜血，把父亲的脸弄得残缺不全。父亲感到奶奶的身体越来越沉重，高粱叶子毫不留情地绊着他，高粱叶子毫不留情地锯着他，他倒在地上，身上压着沉重的奶奶。父亲从奶奶身下钻出来，把奶奶摆平，奶奶仰着脸，呼出一口长气，对着父亲微微一笑，这一笑神秘莫测，这一笑像烙铁一样，在父亲的记忆里，烫出一个马蹄状的烙印。

奶奶躺着，胸脯上的灼烧感逐渐减弱。她恍然觉得儿子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儿子用手捂住她乳房上的一个枪眼，又捂住她乳下的一个枪眼。奶奶的血把父亲的手染红了，又染绿了；奶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枪弹射穿了奶奶高贵的乳房，暴露出了淡红色的蜂窝状组织。父亲看着奶奶的乳房，万分痛苦。父亲捂不住奶奶伤口的流血，眼见着随着鲜血的流失，奶奶脸愈来愈苍白，奶奶的身体愈来愈轻飘，好象随时都会升空飞走。

⑶ 红高粱听同学过有点带黄，哪一集

我看到31集了，剧情还可以，貌似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你所说的黄，是旧社会的面貌，大概在25到30集之间，打字手都累了9望采纳谢谢！！

⑷ 《红高粱》剧组里被隐瞒的故事，张艺谋的一封信，为何能改变史可的一生

好的演员一定是要有好的作品加持，好作品成就好演员，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要是没有《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依萍，《画皮》中的公主，也就没有赵薇今天的地位。

所以一个好角色对于演员来说非常难得也非常珍贵，可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位演员，她却错失了一次大好机会，由此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就是老戏骨史可。

虽然她奋斗一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名誉和头衔，可是史可的演技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我想现在的她并不后悔曾经的选择，因为不完美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永远不要活在后悔中，因为人生就是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和挫折，才能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⑸ 读小说红高梁有感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红高粱》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书籍，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红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红高粱》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小说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作者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淡化情节，靠纯粹的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作者在这部下小说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在此，作者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的呢?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红高粱》一开始，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读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因此，这个读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它使作者在处理《红高粱》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读点参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时，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在此读者基础上，《红高粱》在这开场中道明了故事的虚构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从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纳入非现实的时空之中。
《红高粱》中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几乎都是读者感受的。如我奶奶与麻风掌柜李大头的关系，高梁地的“鬼气”，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规矩，李大头被杀，秃三炮绑走我奶奶的过程，罗汉大爷的出走，日本人的出场等。《红高粱》还承担了一种“预叙”的功能，如抬轿出发时就告诉读者，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就增设了读者的“期待读欲”，使故事的进展更富有张力。《红高粱》的空间与文字上也就能尽情挥洒，将大部分的文字用在表现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让意念承附在具体的画面上，依附于一个个具有强烈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之中，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地。它“缝合”了过去与现在、意念与故事。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在这里，《红高粱》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开头就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作者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红高粱》情节的关注，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这不是一个完全现实时空的再现，而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红高粱》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红高粱》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红高粱》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镜头，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
当然，《红高粱》在思想内涵和意蕴指向上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过去式”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现在式”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交叉进行,且均属于过去,与现在无关.但令人无不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无拘无束舒卷自如;他怎么就能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写的饱满畅酣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显然,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
莫言曾被归为”寻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对于莫言来说,高密是一个悖论,简单说来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超脱又最世俗,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爱的地方.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竖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爷爷(我们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如此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当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恶于一身,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作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奶奶反叛了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当她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时,她勇敢的选择了与爷爷通奸,以此来进行反抗.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可见,莫言的历史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构了历史,模糊了过去和历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笔下才有如此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
不仅如此,<红高粱>里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的深深的崇拜: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拙,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里,爷爷(父辈)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个桥夫,但却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奸情”去杀人;他本是个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却也感爱感恨,深明大义,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

⑹ 关于《红高粱》~~急~~

激情四溢《红高粱》

《红高粱》不是张艺谋最钟意的一部电影，但却是他最有特点的一部激情之作。在电影中，张艺谋把自己梦想的一切，尽可能地付诸于斯，这除了表面触手可及的影像的元素之外，还可以感觉到他年轻而不曾被束缚的激情，所以电影中充斥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意识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我一直不愿意和人谈论张艺谋的现在和未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不可避免地要圆滑要有顾虑，要失去初生牛犊的锐气，但我一直认为，拍出了《红高粱》这样一部电影的男人，其本质一定是血性的。

视觉

完全可以这么说，当张艺谋遭遇了顾长卫，《红高粱》就具有了西部漫天黄尘里酒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质感，中国第一摄影和同样对影像如痴如狂的老谋子，两个旷世才子激情碰撞，大自然的苍凉，东方文化的神秘，就通过他们独特的造型摄影，呈现在世界面前。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骒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在[红高粱]里，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大开大阖，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作是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电影的语言再一次横空出世，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把电影玩到这样的极致，也没人敢把那样浓重的色彩，就那么泼墨一般地肆意挥洒，所以[红高粱]作为张艺谋一部颇具实验意义的作品，其对自己乃至中国影坛的震撼不言自明，以至于在后来的[英雄]中，他还对对此念念不忘，但可惜的是，和所有的平常人一样，此时的张艺谋已经珠圆玉润锐气全无了。应该说[红高粱]的成功，造型摄影和色彩的大胆运用应该算作第一功。

音乐

在《红高粱》之前，对赵季平一无所知。当我知道他就是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的时候，他已经用更为古朴悠远的音乐让我五迷三道了。从本质上来说，《红高粱》的音乐不但让赵季平完成了自己平民音乐的创作愿望，也和张艺谋进行了一次让人热泪盈眶的寻根之旅。颠轿一段音乐劲拙热烈，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而又满含了黄土高原秦人的火辣酣畅，他和张艺谋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有对中国古老文化不可思议的痴迷，《红高粱》无疑是一次可以趁机发泄的好机会。恭喜，这次发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中那种隐隐约约的反哺归巢情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九月初九敬酒神时候单单由唢呐营造的豪放野性的《酒神曲》；第一次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黄土地男人用自己毫不修饰的粗犷嗓音送自己女人时的情歌；九儿血洒高粱地时候儿子豆官完全念白方式的指路冥文，穿云的金石之音，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一路奔腾，搅起的滚滚烟尘在天边浩浩汤汤。

赵季平的音乐和这部电影相辅相成天人和一，同样热烈饱满的情绪，同样嶙峋苍凉的情怀，在银幕上大写意地完成了一次雕镂山河镌刻生命的挥洒，大善若水的赵季平诡异横放的张艺谋双手一握，西部的高粱叶子，森林一样的霍霍有声。

图腾

我不知道张艺谋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脑海中闪没闪现过图腾这两个字，可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他都又把那个远古时代被人膜拜倒了的图腾重新树立起来，民族中最古老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被他看似随意地穿插其中。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它们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张扬过。

同样野心勃勃的张艺谋决不会只停留在这些表面形式上，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如果说，“我爷爷”的血性和狂放，都是有目共睹的滞留于表面的话，那么刘罗汉和屠三炮的民族情愫家国情怀，就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一旦破土就势不可挡。蔫声蔫气对“我奶奶”俯首帖耳的刘罗汉，因反抗日本鬼子被活活剥皮，破口大骂至最后一滴血；土匪屠三炮平日里打家劫舍，在日本鬼子到来时却挺身而出，于是，当“我爷爷”和伙计们，用血一样的高粱酒伏击日本兵的时候，耳畔响着中国人象征新生命的娶亲的唢呐调，高粱叶子就那么簌簌地颤抖，黄土地就那么安静如海。

有人说[红高粱]满是维多利亚时期地下文学的意味，可是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人，才能蕴含这样喷薄欲出的情感，才能最终完成这样一幅黄土风情画.

⑺ 红高粱的作品鉴赏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一、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河以说是脏字连篇河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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