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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有谁知道 日本人等级观念有关的书籍 写毕业论文做参考文献 非常急！谢谢大家

《菊与刀》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
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
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
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p.349），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
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

二
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
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p.28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
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p.367）；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
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
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
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p.352）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
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p.351），“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p.299），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
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p.275），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
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p.457~459）。
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

四
《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p.25）。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
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p.27）
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

⑵ 关于战争的书籍

1、《抗日战争的细节》魏风华著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声巨响，列车被炸上了天。200米开外按下起爆钮的那个日本兵，就是时任关东军沈阳守备队第四中队长的东宫铁男。

1937年11月14日晚9时许，入侵杭州湾的东宫铁男被陈安宝将军率领的国军79师击毙于浙江平湖长泖河，左胸中弹，当场毙命。

50多年后，神田泰之助拍摄的相片被曝光，人们才看到列车腾飞在半空中的画面，前景是东宫铁男那张龇牙咧嘴的脸。得益于在东北的恶行，东宫铁男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移民之父”。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本书，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2、《1944：腾冲之围》余戈著

本书是一部关于我国抗日战争史上难得的取得全胜的攻坚战的微观战史。

全书以海峡两岸和日本、美国的各种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三亲者”回忆等材料为基础,相互参证，详加辨析，以逐日甚至逐小时的密度，生动描画出和平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辛、繁难、曲折、残酷的战争图景。

3、《1944-1948我的战争》黄耀武著

《1944-1948我的战争》为口述历史，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于国民党军新六军、二〇七师服役。

《1944-1948我的战争》真实记录了作者少年时期的幸福家庭，是如何在日寇的炮火下家破人亡的，最终走上了同仇敌忾的抗日道路，十六岁自愿报名参加抗日，和数千名同龄人一起被分配到印缅远征军，执行抗击日寇，打通国际支援中国战场的大动脉—滇缅公路的任务。

既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也表现了全体国人万众一心抗战的感人场面。一九四六年新六军被调到东北战场，作者厌恶内战，先后三次脱离部队，其间还发动学潮抗议当局从学校征兵，在警察宪兵的追捕下四处逃亡。受生活所困，最终不得不回到部队继续当炮灰。

4、《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著

书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

解密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5、《国破山河在》萨苏著

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国破山河在》一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不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

中国的抗战，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很多时候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没于血与火中。而在敌方的史料中，虽然纪录的目的不同，却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人为国死难的可歌可泣的事例。

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萨苏文笔灵动诙谐，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书中还保存了大量日方拍摄的历史照片。

⑶ 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书籍

1、《国破山河在》萨苏著

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国破山河在》一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日本的资料中挖掘出大量不为国内所知的抗日史实。

中国的抗战，以最简陋的武器对抗凶残而装备精良的侵略军，很多时候战至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众多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没于血与火中。而在敌方的史料中，虽然纪录的目的不同，却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人为国死难的可歌可泣的事例。

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国内资料互为对证，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重现于我们眼前。萨苏文笔灵动诙谐，将这段沉重激昂的历史，鲜活形象地展现给读者。书中还保存了大量日方拍摄的历史照片。

2、《一寸河山一寸血》关河五十州著

本书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十四年抗战历史背景下的风云人物、精彩往事。

本书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你走近张作霖，走近蒋介石，走近汪精卫，领略他们曾经有过的铁甲与鲜花，情义与权谋，眼泪与欢笑，欣慰与悲怆。

4、《国家记忆》章东磐主编

本书精选约500幅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二战中缅印战场的珍贵图片，其中许多是首次面世，真实再现了中缅印战场的抗战历史及美、英等国对我国抗战的帮助。

5、《突破缅北的鹰》萨苏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有三次被日本人叫做“玉碎战”的，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即腾冲战役、松山战役和密支那战役，而这三次战役，全部发生在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中。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

旅日学者萨苏，首次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美国史料相对照，在书中全景展现了这一场历时400多天、跨越1600多公里的战争的全过程，清晰再现了从新平洋、拉加苏、胡康谷口、打洛、孟关、瓦鲁班、英帕尔，到密支那、松山、龙陵、八莫、芒友，每一次战役的攻防和战场细节。

以“敌人之眼”描述了这支抗战时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的孙立人统帅的“蓝鹰”部队，如何与日军六个师团交手，歼灭号称“丛林之王”的18师团主力，重创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作者文笔灵动诙谐，将一段沉重激昂的战争史，鲜活形象地呈现给了读者。

⑷ 红高粱是真实的吗

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成名作，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先人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旅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真实原型，在地方史料和当地传说中至今仍能找到他们的踪迹。
“我爷爷”是谁？
小说《红高粱》开篇就是这样一句话:“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莫言笔下的这位“传奇英雄余占鳌”即小说里的“我爷爷”，他的原型就是在胶县(今胶州)、高密、平度、昌乐、安丘、诸城一带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上世纪30年代曾在高密县政府当过会计的单明斋与曹克明是同学，两人非常熟悉。单明斋回忆说，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先后就读于高密县小、山东省立一中和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曹克明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受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工作，担任了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
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带建立贫民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贫民会，成员达200余人。后来，曹克明等人又相继在潍河东岸的一些村庄建立了贫民会组织，随着会员的日益增多，高密县委决定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
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晚，暴动开始。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烧毁了南郭庄的四门和几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并且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政权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的消息一传开，县政府马上组织联庄会反击，贫民会抵挡不住，坚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败，曹克明也逃离高密。
1930年前后，曹克明担任了中共潍县(今潍坊)县委书记，他决定利用潍县桥西山会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为此，中共潍县县委专门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徐宝铎任司令，组织附近十几个村的农民参与暴动。后来因当地政府防伺甚严，“暴动委员会”临时改变了计划，停止行动。
“余占鳌”后来去了台湾
暴动流产后，曹克明叛变了革命。
关于这段历史，《高密党史资料》中有一篇名为《关于高密斗争的点滴回忆》的文章，介绍得非常详细。该文作者耿梅村，原来曾在潍县、高密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他在文章中说:“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来潍县任县委书记。……事后(指“潍县桥西山会暴动”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想卖掉弄点经费。一回家，即被家里人看起来，由动摇而叛变。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变后，潍县党组织又遭到一次破坏，于清书同志(字画舫，是我介绍的党员，曾任省委秘书)被捕了。1931年4月5日，清书同邓恩铭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惨遭杀害。”
曹克明变节后，回乡参加了当地的联庄会。并利用联庄会拉起了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了一千多号人马，成了高密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驻潍县的国民政府山东省第八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是厉文礼，抗战爆发后，他将所属各县自卫团、联庄会及各地抗日游击队重新组合，把规模较大的几支改编为直属部队，曹克明部编为第六游击总队，后更名为山东省第八专区保安六团，曹克明先后担任总队长和团长。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队伍在胶莱河古渡孙家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烧毁敌人汽车8辆，歼灭日军30多人，轰动了整个胶东，曹克明也被誉为“抗日英雄”——这就是《红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爷爷”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曹克明部被解放军击溃，他孤身一人跑到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手下当了高级参议。后来，曹克明还干过国民政府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的副总队长，但不久以后即去台湾，据说1970年前后病故。
“青杀口”本是“孙家口”
电影《红高粱》中有个地方叫“青杀口”，《酒神曲》中这样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由此可知此地是个凶险所在。其实“青杀口”的原型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村头有座石桥，横跨胶莱河，据当地老人讲，这座桥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红高粱》中伏击日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即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
《高密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据《高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忆孙家口伏击战》一文介绍: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击毙日本将军是误传
莫言在《红高粱》中则这样描述:“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高密孙家口伏击战纪念碑碑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查阅现有的各种抗战史料及日本军事资料，我们发现日本陆军中没有叫“中岗弥高”的中将或者少将，倒是有一位名叫“中冈弥高”的陆军中将，与“中岗弥高”一字之差。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据知名旅日作家萨苏在《〈红高粱〉中击毙的日本军官是什么人？》一文中分析:“此人(中冈弥高)是日本陆军防空炮兵专家，曾经担任炮兵工兵学校校长，也参加过战史编写。不过他1940年还被颁发旭日一等勋章，应该不可能在1938年4月就已经阵亡。……中冈1938年9月还得过一枚瑞宝勋章，如果他4月在孙家口就阵亡了，不会给他死后授勋两次的。从以上事实判断，中冈并未死在孙家口战斗中。”
中冈弥高没有死在高密，但地方史料中为什么却说击毙了一名日本将军呢？据文史学者分析，当时日本军队等级观念很强，中冈的名望很高，学生又多，带他名片的人肯定不少。估计可能是游击队员从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搜出“中冈弥高”名片之类的东西，错将死者当成中冈本人了。结果后来以讹传讹，把“中冈弥高”传成“中岗弥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还需新的资料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