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的人性叙述

❶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有哪些

1、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 这个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体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
2、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3、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4、17年文学在诗歌上：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
贺敬之的诗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闻捷等人的诗。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5、17年文学在散文上：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6、17年文学在小说上：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浩然的《艳阳天》
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梁斌《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
7、17年文学在戏剧上：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❷ 什么是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❸ 求一篇近三年之内的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2500字。。。急急急急

对四篇短篇小说的点评

1、《扯淡》点评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爷爷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是从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苦难年代走来；孙子则是生活在和平时代，一个追求经济追求个人利益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之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教育，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爷俩的矛盾冲突因此而起，这是本文最大的一个看点。
作者在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同时又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沟通祖孙两代道德观念冲突的问题？虽然作者没有提出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字不提沟通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父辈的教育作用。但我以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和家庭、学校教育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作者虽没有挑明其中的所以然，但正是本文散发出含而不露蓄而不发的艺术魅力，恰恰暗应了“文章合为时而著”也。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这种变异的道德冲突的现状的深深担忧。
本文的第二个看点，就是本文语言洗练、通俗，非常口语化。它那带有东北地方色彩特有的语言魅力，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尤其是南方人一见到这种作品，便会舍不得默读，肯定会大声地诵读玩赏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惜墨如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字、三字、四字一句；简短的一句自成一段，从漫不经心的一问一答到强烈的正面交锋，虽然作者极力进行了冷处理，却也凸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
《扯淡》正是反映了我们当今社会现代人正面临道德“代沟”、道德变异的危险。本文好就好在它没有把这一社会问题作简单的地说教化、一般地图解；也不是单纯地靠讽刺或漫画式地乱骂一通。而是寓教于平凡的生活之中，让人思考：人生活在复杂与繁难的社会之中，本来就存在着多重的、多元的道德观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主流的、健康的社会道德来抵制来消解消极的不健康的道德思想。

2、《儿子请客》点评

这是一篇带有一定艺术夸张但又不失针砭时弊的好小说。八岁孩童如此老成如此世故，把一套世俗游戏把玩得如此得心应手，竟然以请客的方式能解决了“我”求爷爷告奶奶都未曾解决的妻子再就业的重大问题。他那种谙熟人际游戏规则真让人嗔目结舌，唏嘘好久，读完后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之中：这就是我们眼中纯真可爱懵懵懂懂的小孩么？
这是本篇小说给人的最初感觉，那么是谁让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孩童染上这股陋习呢？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呢？虽然小说没有明说这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但它不能不让人思考，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大人的一些做法、一些陋习、一些行为对孩童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地侵蚀和影响。小说为我们剖开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面，让人通过这这种现象透视到更多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和艺术魅力所在。

3、《父子之间的怯意》点评

这是一篇寓平淡之中见真情的好小说。我们不能忘记朱自清《背影》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至深至真至纯至朴的父爱。同样，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看似随意的讲述中，却蕴涵了不易为人察觉地深沉的父爱，同时又侧面地说明了父子在现实生活和历尽沧桑之后产生心理隔阂和情感易位的事实。
作者把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感悟融入到了冷静的叙述之中，小时侯挨打、父子呜呜哇哇唱戏、一起走遍全县 “看庙”“评庙画”、护送我10多公里上学、父亲弯腰检烟。前四件事，表明父亲以自己淳朴的人格和朴素的教育观熏陶着我教化着我，寄寓了父亲那不易被人发觉的深沉而伟大父爱。后一件事，时过境迁，儿子有出息了，然而父亲老了；父亲仍然保留着乡里人往常的那种陋习——“弯腰检烟头”，这让已成为城里人的我非常尴尬，深刻地说明了两代人存在不同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流露出了对现实生活中父子之间为社会功利所腐蚀所玷污的一种感慨和无奈！

4、《脚步声》点评

《脚步声》有三处可圈可点。
一选材好。虽取平凡之事，却别致新颖；虽开口小却见深刻。
二笔法精妙。母子对话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温不火，不蔓不枝；主人公殷新渴望得到市委焦书记赞赏的心理、动作描写，可谓力抵千钧，入木三分，让人掩卷长思。
三含而不露。不但表现在开头与结尾皆意味深长，更体现在表面上看似作者纯客观的叙述，实际上却说明了舐犊情深的母子之情终究抵不过巴结上司之心的残酷现实。本文好就好在作者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作冷静客观地描述，把尖锐的现实问题交给读者仲裁。这恰恰说明了本文作者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其实，你如果是一位聪明的读者，你不难发现，作者在这看似纯客观描述之中其实已经表明了对主人公少廉寡耻的人品的憎恶、鄙夷，以及对现实做了深刻地思考。
虽然孩提时母亲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灵，母亲的脚步声是熟悉的；然而成年后领导掌握着他的仕途命运，于是领导的脚步声变得熟悉了，反而那原先熟悉的脚步声渐渐变得陌生了。文章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相信每个读者，在读完全篇之后，那迫切响起的脚步声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重地在我们的耳际、脑际回荡。
评季宇中短篇小说集《猎头》
作者: 刘鹏艳 来源: 文艺报 时间: 2012-02-24 阅读: 200 次 在线投稿

近日，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入作家近十多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9篇，共计55万字。这些作品的题材可归类为“历史”和“现实”两大类：一类如《当铺》、《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王朝爱情》、《盟友》等；一类如《最后期限》、《名单》、《猎头》、《灰色迷惘》、《老范》等。正如评论家指出，季宇具有两副笔墨，一副写历史，一副写现实，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怀和坚定的人文立场，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叙述冷静，入木三分，构思精巧，情节生动，既富有历史的厚重与沉稳，又具有现代的明快和犀利。

收在本集中的小说多数发表之后便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性的选刊所选载，有的还搬上银屏，改编成影视剧。季宇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不久前，他的百万字长篇小说《新安家族》出版，好评如潮，并登上新书排行榜，而由他担任编剧的同名电视剧《新安家族》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受到广泛的关注。

我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中解读出他的历史观。季宇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实无本质的分别，“历史”是“现实”之根，成为一种时间过滤的寓言，而“现实”未尝不是复活的“历史”，循环往复地重现从前的故事。由于在季宇的表述中，“历史”的涵盖范围是被无限放大的，所以季宇小说中的一切叙事皆为历史，或曰“被叙述完成的现实”，包括一般意义项下的历史上存在的现实，以及共时进行中的正在被塑造的现实性历史。

短篇小说《墓》可看做是季宇对历史的暧昧本质的完整表述。“文革”中陆子离为了自保，拒不相认于己有救命之恩的杨汉雄，以至杨汉雄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枪杀。后来杨汉雄夫人来本市投资，市里为杨汉雄修建墓穴时，也只能在埋死人的小梅山上辟一块“杨汉雄先生之墓”，与安置烈士的大梅山公墓遥遥相望。陆子离心中严严实实地埋藏了一段历史、一个永远的秘密、一颗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的、普通人的良心。此时历史作为一个冷却的抽象概念完全摒弃了曾经纠缠其中的、虽然被湮没却确实存在过的微量道德元素，以及挣扎过、疼痛过的情感温度。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让历史悲剧作为终结的故事烟消云散，反而令历史的错误更加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中篇小说《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则利用一个非常暧昧的“尾声”制造了一段语意模糊的历史。季宇采用“元叙事”的手段经营了一段关于战争背景下一个被唾骂的“英雄”与暧昧历史之间相互纠缠的故事：1995年春天，一个名叫季宇的人受出版社委托来到五湖，收集民国十九年有关松县保卫战的材料。这个季宇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两份资料，并确信这两份资料对于破译高田事件极有价值，因为它们“从另一个侧面提供新的思索角度”。结果高田和朱四的死全部成为谜中之谜，甚至连死亡本身都被暧昧的历史合法化地予以虚构，变得面目全非。

《当铺》更绝，不仅有一个暧昧的“尾声”，而且还加上了一个把历史暧昧进行到底的“尾声之尾声”：大火完成了一场阴谋，也充满表演欲地制造了层层叠叠的历史迷障。大火起于永义当还是裕和当？朱辉正死于自杀还是他杀？这是当户的报复还是朱七的阴谋？朱老板为什么寿终正寝还死不瞑目？一连串的疑问似乎让故事永无顺利终结的可能，叙事者只能以“为什么”来收束他的“尾声之尾声”——“至于为什么，自然又引起了种种猜测”。至此我们只能不无颓败地承认，由于暧昧交织的历史无法从不同方向获得统一的解读可能，所以人们在企图有效指认历史方面总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它无法追溯求证，只能是根据种种迹象进行猜测的结果。

种种历史暧昧其实在深层结构上昭示的是人性的暧昧，这是我思考的有关季宇的叙事原型命题的第二层面。季宇小说基于题材大致划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但贯穿于季宇小说的全部主题却只有一个，即对人的灵魂的拷问。杨汉雄、蓝十四、朱四之死，都是典型的历史悲剧，但埋藏在没有感情的冰冷历史之后的东西却模糊复杂得多。陆子离为什么不敢说出杨汉雄曾经利用CC的身份掩护革命、救过自己性命的事实？刎颈之交的兄弟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出卖了蓝十四？一心想捍卫民族尊严的朱四为什么背上历史骂名？人们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得见现在和未来，它从深层折射出的主宰历史的人类心理的暧昧正是历史暧昧的根源。有了这一体认，对于过往发生的一切错误，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人性的错误？

季宇写小说喜欢在前人的故事里寻找现代人的影子，因此他的表述不仅仅是历史的和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譬如关于五湖二次革命失败的故事，很多人翻炒过这段历史，但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被归结为准备不足、内奸、资产阶级性格软弱、不敢发动群众等等。季宇的《盟友》让人眼前一亮，“革命”这么宏观庞大的意识形态对象，竟然十分偶然地被个体情欲的胃液消化了。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重色轻友”，因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乏真情混杂的狂热占有欲。应当说“重色轻友”这个主题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曾经是被反复表现过的，而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介入历史、解析人性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不过借用“力比多”来阐释革命的功败垂成，却鲜有人吃这只“螃蟹”，塑造一个全新的贪色负义的伪革命者形象，确乎显示出季宇“创新”与“闯新”的胆识。把西方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观点与中国古老观念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地铺演一个老套的故事，是季宇的一次成功尝试。

《灰色迷茫》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力作，精准地把握了在经济改革年代的产业工人由行政附属物走向市场和民主的过程中性格与意识的嬗变。这是一篇运用“散点透视法”予以结构的小说，种种不太连贯的局部的显影，叠合成一个“轻度阳痿”的国民人格缩影。小说的文化意蕴宽泛而深刻，关于“人种的问题”让“精神阳痿”这个人格的痼疾超越了阶级成分，并且超越了时代界限。作品外谐内庄，细腻流畅，平和雍容却不掩其凌厉的批判锋芒，深掘灵魂的根本，直指传统的症结，在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毫不逊于先锋作家。在此，季宇以平和温厚的艺术风格和亲切随意的原生态手法完成了沉甸甸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季宇一以贯之地在创作中对复杂人性进行隐幽探密和直逼灵魂深处的执著追问，诸如个体的生动欲望和群体性的精神危机，都是他努力挖掘、积极探寻的对象。无论是季宇一向娴熟的晚清风物，还是充满现代政治元素和都市元素的现实题材，其精心架构的故事都为剖示、开掘、反思、叩问人的复杂生物性和社会性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拷问灵魂、反省人性的力度，显示出季宇小说深刻饱满的思想力度。
该文章转自：说怪网 www.shuoguai.com 原文链接：http://www.shuoguai.com/a/dpxs/2562.html

楼主看着办吧。我尽力了

❹ “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特色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❺ 对十七年战争时期小说的认识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
十七年小说之我见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
******************************************************************

十七年文学
更重要的一点是：英雄不死，他们无论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种带有光环的无形神圣力量赐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实质上具有了某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至此也就表明，中国的英雄在成其为英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文学的永恒主题、为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几成绝响。爱情具有精神与肉体对立统一的复杂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区分得清？这个错误百出的历史阶段对爱情的拒绝非常彻底，甚至还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维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进步；《革命夫妻》中阎新生病态地排斥夫妻间正常的情感，将"儿女情长"视为洪水猛兽；《红岩》中江姐和老彭的爱情充满了革命内容，而没有任何一丝男女间的情与欲；......爱情在英雄身上无一例外的"缺场"，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一种危机，在后代思想相对解禁的读者看来，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载体符号。
十七年的小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者说被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人"在作为"人"的文学里被"人"自身给活活地扼杀了。时代要求大合唱，小说乃至文学就只能是一个被规定了音质、音高、音域的声部而已；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引领人民义无反顾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为一颗齿轮与螺丝钉——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然虽人性在接踵而来的众多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沉默，但也不说明就完全没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尝试。但那个畸形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异样声音的存在的，无论多么隐讳，无论多么微乎其微。无情的批判和诘问带来的灭顶之灾不仅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空间，也深深的禁锢了今天所谓现代人的脚步。后辈想起"十七年"的严厉至今心有余悸，在被重整重写的历史面前裹足不前。当那些创作成果随沉重的历史流逝变得"不可承受之轻"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与榜样的力量打着的历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后来的人们：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学本身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的缺陷；其间不具有发现永世不朽的经典之作，和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之流的文学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中却蕴含着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这是笔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下面以绿原的诗歌为例进行分析，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诗人抓住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是倾听红墙里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这组诗没有公式概念，没有豪言壮语，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语言中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昂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的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冻了。一位研究过绿原的专家告诉笔者，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更隐含着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和一个诗人的复杂心理。十七年中，具有这种命运的不只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试想，对于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一缕和平和安宁的曙光的来临，谁不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呢？可是，这些饱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太阳真正升起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次，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扬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说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既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特描述，堪称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亩地，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人手本来就多，还雇了一个帮工，闹得挺兴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董林的二儿子，日子算是撑着过。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是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是富农，于是开始提防小卡，小卡对董林的疏远也有些头疼。村里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佣人到董林那里去煽风点火：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地主的造谣更加厉害，村里的几个中农都慌了神。地主又给董林出主意，要董林卖掉耕牛，让麦地荒着。董林于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劳动。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喜出望外，不仅开始下地劳动，还和小卡重归于好。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

❻ 十七年文学中关于小说怎么写的讨论，有哪几个主要观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

❼ 十七年文学特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❽ 论述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基本成就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突出，其社会影响非常广泛，读者数量非常庞大。许多时候长篇不仅仅被当作文学著作，而且被但作政治教科书和生活教科书。十七年的许多长篇曾经哺育过整整一代人的心灵。50、60年代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其曲折发展的过程，显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学轨迹，为以后总结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提供了经验教训，50.60年代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8)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的人性叙述扩展阅读

十七年小说的特点

1、十七年小说以描写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艰苦斗争过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为主。

2、十七年小说具有“史诗”创作情结。

3、具有英雄崇拜心理的特征，重于讲述革命历史过程中塑造英雄形象，喜欢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创作英雄典型，突出英雄人物的不可战胜的“超意志力”。

4、十七年小说多采用章回体，延续传奇小说的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

5、十七年小说还具有肯定歌颂现实的特征，多以农民、革命兵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斗争争取个人的提升，人生得到升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