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当代“百花文学”的主要倾向和意义。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 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 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 “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 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这种体 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 “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 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 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 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 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 》、《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 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 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 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 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 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 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 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 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 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 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 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 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 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富于变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绪的细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长。但他善于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 考和议论，是推动故事的主要动力。《在桥梁工地上》写到的事情，发生于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 ，与他属下的青年工程师曾刚的冲突。作品赋予罗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 格特征。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保护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这便与不墨守成规、要求变革的曾刚发生矛盾。这一性质的冲突，到了《本 报内部消息》，以更为尖锐、“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注：李希凡《所谓“干 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展开。这些作 品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 、“教条化”的趋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 会的“疏离者”的故事。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 能顺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说的主题、情节模式，与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 》颇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来到根据地医院，她无法处理想像与事实之间的 巨大裂痕，她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也有一个异性的知音给予支持，但他们又显得那样 势单力薄。当然，比起林震来，陆萍已见过世面，林震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她那里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动更富挑战性，也更有心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预生活”的创作，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叙述人身份，来描述他 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在一些作品中，并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 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宗璞)，是另一类型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 。也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学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 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待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 包含着更复杂的成份。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故事是在回忆上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 。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 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 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 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 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 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 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 年报》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 ”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 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 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 《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 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 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 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 ‘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 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 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 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Ⅱ 简述百花文学的特征
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似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为后世文学启蒙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Ⅲ 百花时代重要理论文章，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史）谢谢！
双百方针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在文艺理论上质疑建国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人学的理论。
1：“极左”方的反映。《人民日报》（57年1月17号）发表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的几点意见》提出现在工农兵方向遭到轻视，重大题材少了，家务事、儿女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量出现。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鲜花并不多，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毛泽东文艺“二为方针”方向的挑战，并且提出“我们有责任捍卫二为方针”。
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其中的错误，认为该文在阻止双百方针的实施，是反马克思主义。
2：“右翼”知识分子的反映。这一时期大批被埋没的作家重登文坛，如九叶诗人、汪静之、沈从文等都有文章发表。同时，一些作家也对当时的文坛现状进行了批评。如1957年5月文艺界召开座谈会，罗大纲、朱光潜、袁可嘉等旧知识分子出席，批评前几年文学过于注重苏联经验，而忽视了西方文学传统，从而导致了文学的贫弱。汪曾祺发表文章认为文艺界评论问题用政治眼光是不对的。在理论上吴祖光批评了党领导文艺的错误，认为正是党的领导造成了文艺的不自由。
这些抱怨的话表明了知识分子真诚的向共产党敞开了自己的心灵。
3：正统理论家们的反映。（1）：正统派：周扬、邵荃麟、臧克家承认双百方针没有带来真正的文艺繁荣，但在分析原因时，却把错误归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点名批判艾青、田间、冯至、何其芳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跟上时代。周扬则把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上的庸俗社会化等问题加到作家们头上，认为这些问题是作家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导致的。
正统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会学的立场上批判作家，并且不是很讲理的。
（2）：异端派：姚雪垠《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文提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不在作家，而在教条主义。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侯敏泽反思教条主义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与权威领导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艺的贫弱。成荫认为教条主义在刚刚出发时就走上了歧路，理论文章用教条主义态度批教条主义，理论文章没有理论，只是对既定观念进行阐释，这种理论研究和批判毫无意义。
这些文章批判得很彻底，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中光辉的一页。
百花时代的文学
文学创作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现实阴暗面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一些作家关注。
1：小说：A：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
2：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公刘发表了描写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诗集《禽兽篇》。邵燕祥的叙事诗《贾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识对新时代青年的迫害。此外还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戏剧：杨履方《布谷鸟叫了》，海默《洞箫横吹》，岳野《同甘共苦》
4：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
5：文学批判：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反右斗争时，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Ⅳ 为什么说"百花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小阳春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百花文学“浅论》
Ⅳ 什么叫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内营”中，是带有普容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似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为后世文学启蒙起到了促进作用。
Ⅵ 清代短篇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特点
短篇小说方面，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就开始衰退，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区别的，后者较为“隔”，也较为平静。但文言小说对前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不是没有继承关系，以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来看，作者所描绘的许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这些形象因而与尖锐的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为诗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合于传统道德。以上两种特点，正是晚明文学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续的表现。到了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与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
Ⅶ 《短篇小说六十篇》作者运用了什么创作手法
《短篇小说六十篇》是意大利作家布扎蒂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集。
这是迪诺·布扎蒂一生写的大量短篇小说的精粹，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成，风格近似卡夫卡。
Ⅷ 50-60年代小说创作特点
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从体裁上来说，最兴盛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现代文学时期，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还没有完全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文体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掘，作家们在短篇和长篇之间，很难把握中篇这一文体的特征和创作技术。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显然要远胜于中篇小说，现代文学作家们在这两种文体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更多，对它们的文体特征认识也更深刻。其次，还因为时代对于文体的需要和作家们对于时代的趋附。一般而言，长篇小说以表现内容丰富，社会生活面宽阔而见长，作家们通过这一文体的创作，可以追求一种史诗的境界，实现“载道”的理想。对于以欣喜的心情走进“新中国”的广大作家们来说，他们正普遍期望通过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于新政权的热爱和尊敬。同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需要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总结自己的辉煌，歌颂自己的英雄，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一种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说则具有短平快的特点，50年代发展迅速的社会现实变革，迫切需要文学为之摇旗呐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颂现实生活，同时，这时期大量的文学刊物创刊，它们都对能迅速服务于时代的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特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得到迅猛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具体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本时期的繁荣除了表现在作品数量的庞大和创作作家的众多，更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体。本时期，一些在现代文学阶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创作上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周围，往往聚集着一个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体。虽然还不能说这些群体已经构成了完全的流派创作，但互有差异的创作群落还是显示了小说创作的热闹。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体之外，路翎、茹志鹃、李准、王汶石、萧也牧等作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学”中涌现出了王蒙、陆文夫、宗璞、邓友梅等年轻作家。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限制，他们在本时期的创作时间不长，创作量也不大，但他们敢于突破禁区、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还是成为50年代的单一歌颂之风中的异彩。 其二，出现了一些在小说艺术上有一定独特追求和创作特点的作品。孙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探索，创作出了一些艺术上较为精致的作品。如孙犁的《山地回忆》，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盖满爹》，赵树理的《登记》，都是在当时的文学规范内努力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艺术个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陆文夫、宗璞等年轻作家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也表现出新的艺术活力。在50年代，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最为集中的是1957年《文艺报》举行的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讨论专栏。在上面，老作家茅盾发表了《杂谈短篇小说》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说作家，孙犁、马烽、峻青等正处盛年的作家，都发表了有关短篇小说的创作谈。俞林、魏金枝、侯金镜、邵荃麟、巴人等文艺理论家都撰写了有关理论和批评文章，参入到讨论中。不久，茅盾还出版了《夜读偶记》《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漫评》《谈短篇小说创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批评和理论著作。 作家和理论家们表述的观点虽然各有歧异，价值也有高下之分，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对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这一文体创作的具体技术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强调，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说的深层美学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小说创作过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倾向，进行了一定的纠偏和补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对茹志鹃《百合花》等受到时代政治非难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维护和推动了作家的创作，又促进了短篇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开拓。比较短篇小说，这时期中篇小说创作要大为逊色。只有孙犁、杜鹏程等作家在这一领域创作较多。比较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有，陈登科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的《活人塘》，孙犁反映农村道德生活变异的《铁木前传》，王汶石反映现实农村变革的《黑凤》，陆柱国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生活的《风雪东线》，以及杜鹏程反映工业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其中孙犁的《铁木前传》可代表这时期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总体而言，这时期文学界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还不强，作家和理论界对于中篇小说艺术技巧、文体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够充分。这些都影响了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也限制了本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
详见wangzhe.blog.enorth.com.cn/article/192625.shtml -
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针对短篇小说的特征和创作问题有哪些讨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针对短篇小说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茅盾、赵树理、魏金枝、艾芜、沙汀、蹇先艾、骆宾基、侯金镜、周立波、孙犁、欧阳山、李准、杜鹏程等，都发表过有关这一论题的意见。
1957年《文艺报》组织的短篇小说笔谈是讨论中重要的一次。对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特质，即对它的结构形态做出界定，是讨论者最关心的问题。
茅盾认为应从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侯金镜则主要从人物性格着眼，认为短篇是剪裁和表现性格的横断面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横断面等等。
他们或从对生活现象的处理，或从作品中矛盾的性质和展开的程度，或从人物性格的构成等不同方面，来强调短篇小说的“以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