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焚短篇小说选集

Ⅰ 有谁有艾芜的<一吻>的文学赏析谢。

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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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师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Ⅱ 师陀的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3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Ⅲ 简述巴金的艺术风格

巴金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巴金”是他1928年8月写完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启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使用的次数最多、时期最长，因此广为人们熟知。此外，他还用过萧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二十几个笔名。
一、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

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自巴金的高祖李介庵到四川，算到巴金这一辈，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人了。巴金出生时，三世同堂的李家已是一个长幼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在这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高墙深院里。巴金作为第三代少爷，受到生活最初的教育。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巴金和他的哥哥、姐姐一道，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新刊。由各种不同倾向汇聚而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思潮，敲击着他的心灵，打开了他的眼界，唤起了他的觉醒，使他的生命焕发出光彩。

1920年9月，在祖父死去半年之后，巴金得以和三哥一道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下迈出的第一步。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渴望着参加社会活动，投身社会革命。

巴金对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决心为改造社会的事业和理想而献身的志向，为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他参与的刊物，加入的团体，写的文章，都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从斗争矛头和社会效果看，他实际上从事的是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斗争。这些活动作为“五四”时期成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要求的。

为了寻找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1923年5月，不满十九岁的巴金和三哥尧林一道，告别了亲人和家乡，乘木船去重庆，从重庆转赴上海。

在南京、上海求学和养病的三年半时间里，巴金结识和联系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并在1925年初，开始同寓居美国的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通信。这一时期，巴金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论著《面包略取》，还翻译和编译了其他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在《民钟》、《民众》、《学汇》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由于巴金未能投身到正在勃兴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去，也没有得到科学的理论指导，他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局限在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探索革命，因此，他对社会革命的真理的认识，对如何实现祖国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探求，都面临着现实的考验。

巴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至1924年初在成都和南京写的，今可见的有诗歌十六题三十首，散文一篇。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文学旬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和《妇女杂志》的诗专栏上。

二、在卢梭的故乡

1927年1月15日，二十二岁的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道，在黄浦江边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热”号邮船，自费去法国。

为了让在国内的大哥和三哥了解自己在海上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让他们通过文字跟自己一道游历，巴金在船上陆续记下沿途的见闻感受，到巴黎后又补记了未及写完的部分，然后寄给了三哥。尽管这本题为《海行杂记》的集子是1932年10月经整理后才出版的，它却是巴金写的第一本散文集。

到巴黎后，从1927年3月起，巴金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消息传到法国，使巴金极度苦闷。这段时间，巴金以鲜明的爱憎，写了许多短文，发表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

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选择的道路，巴金找出旧稿，续写了几章，连同已写的片断整理重抄为二十二章的《灭亡》。小说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成为轰动当年文坛的一部作品。从此，“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巴金，以不同凡响的身手闯进了文坛。

《灭亡》不仅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也为他以后的创作内容开了一个端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活动和思想性格，成为了巴金抗战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三、“正式地写小说”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祖国，定居上海。

1931年是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并得到丰饶收获的第一个年头。巴金从1931年起正式献身文学创作，这是他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1931年到1937年初，巴金写成中长篇小说十部，出版短篇小说集十部，散文集六个，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为当时最令人瞩目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巴金这一阶段的创作，不仅保持着初期的热情和战斗锋芒，在题材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上，又都有明显的开拓。他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颂扬知识青年对现实的反抗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的眼光，逐渐伸向下层社会，广泛描写工人、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更把笔指向封建势力，深入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罪恶。同时，还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断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3年12月，巴金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内沈从文的家里，完成了中篇小说《电》。总题为《爱情的三部曲》的《雾》、《雨》、《电》是巴金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为喜爱的一部作品。小说以爱情纠葛为引线，着重表现一群革命青年在反抗现实的斗争活动中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颂扬改变现社会的坚定信仰和为理想不惜献身的英雄主义。

巴金虽未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一直支持和赞助左翼文学运动，他同茅盾、冯雪峰等都有交谊，在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就收入了鲁迅、茅盾、张天翼、沙汀、艾芜、周文、蒋牧良、叶紫、萧军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为赵家壁编辑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选入萧红、芦焚(师陀)和丁玲各一篇小说。他还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6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二十一个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从这以后，巴金在文学道路上迈开了更坚实的步伐。

四、《激流三部曲》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书。

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系列小说，在巴金的心中酝酿了多年。

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象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象《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五、“用火烧我自己”

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创办由《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著名刊物组成的战时联合刊《呐喊》(后改名《烽火》)，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这之后，他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气息，闪耀着战斗的色彩，表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未能与会，仍当选为理事。

巴金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

六、从“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巴金迁徙流离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旧居。巴金于这年12月底写完了他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寒夜》。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发展，巴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他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巴金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既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现。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义色彩逐渐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逐渐收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愈益发扬，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艺术表现上，深沉而压抑的控诉，取代了反抗斗争的呐喊，对于生活现象本身饱含情愫的客观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观激情的直接倾泻。所有这些，不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于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他和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后，巴金经历了自走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默时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应邀北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这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七、新的声音

1949年10月1日，是巴金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在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

从建国到1966年初的十六年间，巴金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经常深入实际生活，并参加了国内外许多社会活动。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巴金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这一时期，他满怀由衷的喜悦之情，写出了近八十万字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并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和迦尔洵等的一些作品。从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了收入自己1927年到建国前几乎全部文学创作的十四卷《巴金文集》。这四百多万字的文集，是他三十年来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显示着他文学工作的实绩。

这一时期，巴金的作品呈现出建国前作品从来没有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在崭新的生活面前，他放下了那支“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的笔，转而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朗声歌颂新的生活。其次，热烈，高昂，乐观，坚定，成为了巴金新作的基调。这些作品一扫建国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忧郁、痛苦的调子”。这是新时代、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变化的写真。昂扬的调子，充实的感情，宏亮的声音，为巴金那真挚热情的一贯风格增添了新的光彩。

反映朝鲜战场的生活和斗争，描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精神，是巴金建国后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

礼赞伟大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讴歌幸福的新生活和美好的新事物，抒写自己在新时代里欢乐而振奋的情怀，在巴金的新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使巴金那颗燃烧的心更加炽热。

在巴金的新作中，还有不少记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的篇章。

八、“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

从1978年底起，巴金开始写作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的《随想录》，到1984年已出版了四集。这些就文学和生活的种种问题发表看法的文章，不论是现实的感兴，还是往事的追思，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严峻思考。他所写的不仅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照出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这些寓深沉于平淡的文章中，巴金把心交给读者，毫无掩饰他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随想录》显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

1981年，巴金编选了收入1927年到1981年主要作品的十卷本《巴金选集》。这是继《巴金文集》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巴金作品集。他把编辑工作当作“后事”之一来做，使这部选集能“保留我的真面目”。此外，他还先后编辑了建国三十年散文选集《爝火集》，以及收入建国前后有关文章的《序跋集》和《怀念集》。

对于巴金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对于他为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0年以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推举他为上海市文联名誉主席。

巴金杰出的文学成就，还使他为中国人民、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荣誉。几十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为英、俄、日、法、德、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1982年4月他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5月，他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授勋仪式上称颂巴金是“大师”、“不朽作家”，是“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并说：“你不仅是中国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你为人类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4年5月，巴金被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特邀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与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巴金表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Ⅳ 师陀的作品鉴赏

小说人物形象
在乡村社会背景下，芦焚小说里出现了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类是受尽欺压，乃至被残杀而永无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头》里的孙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头》里的孙三是个受压迫的乡村小人物，无辜遭人陷害，被诬与别人勾结，偷了庞局长的无匹骡子，结果被军警杀死，人头被挑回来，钉在村里的槐树上示众。小说通过村人的议论，从侧面写出孙三永远无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类是历尽人生险恶，到头来却落得茫无从去向者，如《过岭记》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头，《鸟》里的易谨等等。这些人物，虽然其身份与个人经历不同，但无论是中途踬覆的过客，浪迹归来的游子，还是酒徒、女巫、寡妇，其精神气质都是强壮的、倔强的与和平的，他们都具有一副潇洒而极为倔强的风貌，宛如一身仆仆风尘却仿佛永远不能歇脚的过客。他们走出去时是一颗伤感的心，回来时还是一颗伤感的心。
在这两类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争，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孤傲的藐视与远离。
作品特点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该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Ⅳ 巴金的小故事及代表作品

一、巴金小故事：
1、带病入书：巴金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2、因书得爱：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比巴金小13岁的萧珊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让巴金动情的女人。
3、嗜书如命：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4、笔名趣谈：巴金虽闻名海内外，但“巴金”两字的由来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且经常被人误解来源，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6]
二、个人作品
1、中长篇小说
《灭亡》《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10月初版
《家》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
《春》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8月版
《秋》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9月初版
《爱情三部曲》：《雾》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1月版
《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1月初版
《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3月初版
《憩园》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
《第四病室》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版
《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初版
《死去的太阳》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
《海底梦》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8月初版
《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初版
《沙丁》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
《萌芽》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9月初版
《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11月版
《利娜》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8月初版
《抗战三部曲》：《火》之一至之三，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12月一1945年7月版[7]
2、短篇小说集
《复仇集》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8月初版、《光明集》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版
《电椅集》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年2月初版、《抹布集》北京星云堂书店1933年4Yl初版
《将军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8月初版、《沉默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
《神·鬼·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版、《沦落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发的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版、《长生塔》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初版
《小人小事》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6月初版、《还魂草》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版
《英雄的故事》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明珠与玉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4月版
《李大海》作家出版社1961年12月初版[7]
3、散文合集
《海行》、《旅途随笔》、《巴金自传》、《点滴》
《生之忏悔》、《忆》、《短简》、《控诉》
《梦与醉》、《旅途通讯》、《感想》、《黑土》
《无题》、《龙·虎·狗》、《废园外》、《旅途杂记》
《怀念》、《静夜的悲剧》、《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
《华沙城的节日》、《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
《大欢乐的日子》、《谈契诃夫》、《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友谊集》
《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贤良桥畔》、《大寨行》
《爝火集》、《创作回忆录》《序跋集》、《怀念集》、《家书—— 巴金萧珊书信集》
《再思录》、《随想录》[7]
4、文学译著
《薇娜》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6月初月初版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10月初版
《骷髅的跳舞》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
《丹东之死》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7月版、《草原故事》上海马来亚书店1931年4月初版
《秋天里的春天》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初版、《过客之花》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6月初版
《门槛》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5月初版、《叛逆者之歌》平社出版部初版本
《夜未央》(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初版)、《迟开的蔷薇》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
《父与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处女地》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
《快乐王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6月初版)
《六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9月初版、《红花》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11月初版
《癞蛤蟆与玫瑰花》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初版、《木木》上海平民出版社1952年初版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初版

Ⅵ 师陀是谁呀与佛教有没有关系

师陀是一个作家，与佛教没有关系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作家简介：
师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2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Ⅶ 师陀的作品信息

《结婚》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
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跟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师陀全集》
《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作品集子，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相当部分为未刊稿），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各卷以时间顺序编排。第五卷附编收录刘增杰的《心灵之约》、《编校余墨》，对师陀书信、日记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究；收录《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是研究师陀创作最全面的基础性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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