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有声小说

1. 刘绍棠的作品被称乡土文学

刘绍棠，著名作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著有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老师领进门》、《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长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散文短论集《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
刘绍棠四十余年的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作为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

2. 上官筝的乡土文学，以及相关作品，思想。揭起乡土文学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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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筝注意到乡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他说到乡土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是从思想到内容到形式都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生长起来的，并且这种乡土文学和催生它的外国文学有个特异之点，即都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
如是，则乡土文学在生发之初便带有回应社会及国际政治问题的性质，这种性质变而成为乡土文学的社会性和民族性特征。然而在此之后，上官筝把乡土文学的这种性质和功能，导入了左翼文学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和路径上来，即把回应社会和国际政治问题缩小为回应当前现实问题，“暴露现实，分析现实和指导现实”。现实本是中立的和中性的，但在左翼理论下，现实首先是符合左翼观点和利益的现实，暴露现实，也因左翼在现实政治中的不得势而等同于政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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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价值：道义良知的坚守

【上官筝在文章里说，民间有两种“英雄主义”人物类型：一类是“名士”，一类是“强盗”，并给予二者以精神与人格的高度认同：“我说的名士，是有一种倔强精神的大贤者。他们可以不做官，不过安逸的生活，不享受，不苟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精神，是很值得宝贵的。”作家还以民间“水浒” 故事，正面揭示“强盗”的“道德精神”是“行侠作义”。进而指出：“这种精神能够汲取到作品里去，一定是一朵异葩，新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需要这样的主题。”⑦这种创作题材的理论取向在沦陷区文坛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作家的共鸣。面对异族侵略、民族灾难和人民反抗的现实，作为有良知的爱国作家，必然会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当然，这种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叙事，不可能像“国统区”、“解放区”作家那样，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尽情表达，而不得不采用“曲笔”形式，即以现代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他们一方面从乡土世界日常化的民俗生活中追寻“新英雄主义”的民间价值，另一方面展开家族史的文学想象，感悟和印证中华民族刚毅不屈的文化性格。


沦陷区作家塑造了不少“名士”形象。他们不是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雅文士，而是历经沧桑、深明大义的年老智者。例如《海和她的子女们》中的舒安老伯：“他是个固执的老人，好胜，要面子，直心眼儿；村长的责任压着他，祖宗的荣耀在他眼前发亮。凭你天大压力，要他低一下头儿，那就休想！”还有山丁《绿色的谷》中耿直的“于七爷”、疑迟《雪岭之祭》中有绿林义举的“于老头”、黄军《山雾》中的“老明伯伯”、沙里《土》中的“刘永福”以及毕基初《岚中青草》中的“万九爷”等等。他们都属于明辨善恶、是非分明的“名士”一类。 】
值得提及的还有两篇小说：一篇是毕初基的《青龙剑》，另一篇则是赵荫棠的《宋瓷碗》。前者表现出为了良知与道义而勇于献身的民间性格。故事主人公赵四秃子闯荡江湖，多年后隐居盔甲山。而侄子赵江泉却投靠官府，损害了家族声誉。作为宗族“青龙剑”的传人，赵四秃子断然与侄子决裂：“从此后，你离开盔甲山下六县，卖了赵家店这条道，你以后愿意怎样就怎样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边混好了，是赵家的子孙，在外边披麻袋瞅门缝打花棍，别提姓赵；可是话又说回来，血盆里的富贵，你也别给赵姓的显祖耀宗。”当发现赵江泉执意“杀人放火穿红袍，卖了这个赵字”的时候，主人公发誓宁可赵家绝后，也要杀了这个叛逆子孙。“——祖宗有灵，姓赵的出了这样后代；死在青龙剑下的冤鬼听着，赵江泉也要拿他的血来赎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赵四秃子舍生取义、铲除邪恶的行为，不啻是一个形象的暗示和隐喻。赵四秃子和青龙剑无疑是民间正义力量的化身。作家叙述的虽是一个“名士”的家族史，但又何尝不是灾难深重的民族的不屈反抗史。
如果说《青龙剑》中赵四秃子以大义灭亲显现名士精神的话，那么《宋瓷碗》的主人公则以民族自尊、自爱表现出了另一种“名士”风度。文本的象征意义异常鲜明。小说描写自以为是的“雅人”老董，酷爱收藏各类古玩，不论洋人出多高的价钱，都不卖那只“宋瓷碗”。他的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就是“在我每年的寿诞之日，我用它吃一碗寿面。”小说由“铜箫”、“铁杖”追溯到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的《赤壁赋》和“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再由“宋瓷碗”联想到过生日“吃寿面”的传统风俗。很显然，小说所描写的文化、风俗是民族心理、精神和审美存在。作家将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与现实感受紧密联系起来，表达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可以说，短篇小说《宋瓷碗》包容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弥散着民族认同和文化寻根意识。
吴朗在《一年来的满洲文艺界》中所说的“满洲作品的雄浑豪迈，在华北方面却很难以找到的”现状，不久便发生了变化。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民间流传的“水泊梁山”故事似乎特别具有影响力。毕基初从民间故事中获取灵感。“在历史上反抗这压迫而且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是一百单八将水浒的演义，这些人因为要反抗一种压迫的势力，便上山为王，落草为寇，由于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就是重义气，不贪财，轻生重死，爱友人”⑧。《青龙剑》描写的“逼上梁山”正是对这种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弘扬。赵四秃子对胡子有这样的评价：“实在的，胡子倒比穿红戴紫满口仁义道德的做官的有钱的人讲交情有义气。”《流》、《菜园子李五》等继续展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民间复仇的叙事。当“张濂”、“李五”们无法生活时，他们就演绎当代的“绿林传奇”。“黑旋风”、“菜园子”等绰号让人自然联想到水浒故事。作家在谋求与梁山好汉形似的同时，着重刻画他们的“大义”。赵四秃子大义灭亲姑且不论，《流》中的大韦、马秃子杀身成仁正是对民间道义和良知的倚重，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胡匪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正如《青龙剑》所说：“我们不是土匪，如果别人说我们是土匪，那我们抢回我们应得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沙里的《土》叙述刘永福带领乡民采用民间“镇邪”的方式来对抗日寇殖民侵略：“他们为了镇压这铁道的凶邪，除了原有的土地庙之外，又在村子西头修了一座新庙。”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朦胧意识到“在宿命之外，是的确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山丁的《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则叙述马夫为自己爱马复仇的故事。小说共时性融入马夫复仇的意志（“我一定要给我的马复仇，我一定，我一定要给它复仇”）、家族史的叙述以及“我”对马的慨叹（“它再也不会听见黄豆瓣儿的鸣叫，不会再跑回到故土呼伦贝尔去了吧”），无不撩拨读者的心绪，激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这种悲壮且不失大义的精神气质同样孕育于民间女性之中。毕基初的《岚中青草》，让人看到女主人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气节。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草原，山岚，羊群，割草的人”，玲子用生命的绝响与施暴者同归于尽。青霞（《海和她的子女们》）在家族利益面前，毅然了断儿女私情，与恋人搏杀。善良纯真的小莲（《绿色的谷》）也不时显露出刚毅坚定的气质。尤其是袁犀的《森林的寂寞》，通过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来确立民间价值的叙事立场。“我”在森林里（民间）体会到力量、意志与美的精魂，“那完全与大自然和谐的而又斗争着的筏上的人”。特别是让“我”痴迷的“美的女人”更是民间魅力的化身。这些作品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视阈。
善于挖掘人物“人类最可夸耀的精神特质”，显示出沦陷区作家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观。上官筝在《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中阐述了“进步的新浪漫主义”创作特点：“第一，浪漫主义的特质，在艺术的手法上，便是用粗大的笔触，浓郁的色彩，夸张的比较，激情的形容和尽量有时甚至是过分的典型的人物的活动。第二，……典型人物，往往带有英雄的色彩，因为他们有正义感，有热有力，有人类的爱和自由生活的要求。他们的性格是新鲜泼辣而且魅人的。”⑨很显然，作家借助鲜明的比照完成此类浪漫主义的英雄叙事。例如，毕基初把行侠仗义的赵四秃子（《青龙剑》）与卑鄙自私的赵江泉进行对照，从而表达鲜明的价值立场。山丁的《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则以“我”衬托主人公，以凸显马夫的“英雄”性格。“马夫也是个酒徒，他并没有我们这群文士那种风雅”。作家塑造这类英雄具有双重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曲折地表达对异族统治不屈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也还是用以显示出一般人民生活的堕落，无知，荒淫，卑鄙，懦弱，知识的贫困和灵魂的空虚”的现实⑩。

3. 有关新时期乡土小说．．

刘绍棠

刘绍棠(1936--1997)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青少年时代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山楂的歌声》、《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和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这时期的作品清新、淡雅，把土改后的农村写得嫩苗遍野，生机盎然，受孙犁作品深刻影响，有社会主义"田园牧歌"之美誉。后遭波折，益增其华，出版长篇小说12部《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敬柳亭说书》、《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第一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花街》、《小荷才露尖尖角》等四十余部。另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0卷)出版。
刘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出版《乡土与创作》、《乡土文学四十年》等9部散论、随笔集。全部著作共60种，约700万字，被公认为是高产、优产、稳产作家。他还提出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描绘、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的美好的人，挖掘、扶持代表时代前进方向，显示时代本质与主流的美好事物，描摹、展示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简言之，表现、赞颂人世之美，即人的美，地区的美，风光景色的美，是刘绍棠乡土小说最突出的特点。

在创作上，刘绍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并积极向世界一切进步文学学习，借鉴一些好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和音乐性，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刘绍棠及其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十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奖，多部作品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

作者小传

作者小传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
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

40多年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著
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卷1 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
卷2 长篇小说：《敬柳辛说书》、《十步香草》
卷3 长篇小说：《京门脸子》、《野香》
卷4 长篇小说：《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
卷5 长篇小说：《春草》、狼烟》、《地火》
卷6 长篇小说：《村妇》系列1
卷7 长篇小说 《村妇》系列2
卷8 长篇小说：《村妇》系列3
卷9 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瓜棚柳巷人《花街》、《草莽》、《落
水荷风》《渔火》、《蒲剑》、《碧桃》、《二度梅》、
《峨眉》、《凉月如眉桂柳湾》、《黄花闺女池塘》
卷10 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绿杨堤》、
《烟村四五家》、《柳伞》、《花天锦地》、《吃青杏
的时节》、《村姑》、《青藤巷插曲》、《年年柳色》
卷11（早年作品）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
中篇小说：《运河滩上》、《田野落霞》等
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
子》、《西苑草》、《含羞草》等
卷12 理论、随笔、回忆录

《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
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
小说奖。《峨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黄花闺女池塘》获得90年
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
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

l991年7月1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
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授予“人民作家，光辉乡
土”纪念牌。多次载入各国《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

辞世前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97年3月12日在北京宣武医院逝世。

刘绍棠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汪曾祺http://www.szsyzx.net/jshome/zhaoyan/s_web/hjy/ygwzq.htm
刘醒龙刘醒龙，男，1956年出生，湖北黄冈人。高中毕业后当过水利施工人员、车工。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凤凰琴》等五种。出版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和仁慈》长篇小说《弥天》四部。部分作品曾多次获奖。获第八届重文文学奖，有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 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http://book.ayinfo.ha.cn/mjwj/ll/liuxinglong/000.htm

4. 我喜欢乡土文学，最喜欢刘绍棠的作品，请问他是哪里人

刘绍棠是北京通州人，家乡具体地点是：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儒林庄村。

路线：
走京沈高速漷县出口下路，然后打听一下；或从北京到通州走京津公路，沙谷堆路口左转过河即到。

5. 五四乡土小说与建国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异同比较<答案详细一点>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6. 求田园文学 内容描写乡村生活，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乡土背景的文学作品

强烈推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已经看了不下三遍了，每次看，都有新感动新体会。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群不平凡的人，是这群不平凡的人组成了这平凡的世界，读完这本书后人的灵魂也许得以净化，也许还会改变你现在的很多想法

据说这部小说在正统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部分原因可能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艺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开始受到严峻挑战。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文集中份量最重的一部长篇，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现代城乡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平等人位代表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一方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路遥生于此，长于此。是这块贫瘠的土地造就了路遥的求索奋斗、不畏艰辛的性格，也正是那些挥不去的生活经历使得路遥那么地热爱生命，使得他立志要在40岁之前要完成一部巨著：为了纪念那片贫瘠的土地，为了纪念那个辉煌的年代，更为了纪念那里朴实无华生生奋斗的人民。

路遥该是文坛中少有的英雄，他不仅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责任，更当成了一种无比神圣的使命。路遥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在创作手记中曾这样写道：“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尽管不会让世俗的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有做出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目所在。”最终路遥赌赢了这场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完成了他的愿望，只是代价异乎寻常地惨重，他输掉地是生命！

我很喜欢路遥对于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平凡”二字。他的世界是平凡的，这只是黄土高原上几千几万座村落中的一座。但路遥却在平凡中看到了他的主人公的不平凡。比如说孙少平，他受过了高中教育，他经过自学达到可与大学生进行思想探讨的程度。作者赋予了这个人物各种优良的品质，包括并不好高骛远。在路遥的世界中出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物，这是在这些平凡的人物里他描写着人性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在他的世界里，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到自己是平凡的。这点从孙少平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当他得到调出煤矿来到城市的机会时，他选择的是煤矿。这不是又无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他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的热情和眷恋。他选择了平凡。

路遥为我们讲述地不只是那个久远的年代，更是一种人生应有的信仰和追求，亘古不变。

这是一个喧嚣浮躁、道德危机的时代，每一个还拥有梦想并在追梦的人们都该再重温《平凡的世界》，它会让你懂得：尽管命运是那样的不公，尽管社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可只要你能够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终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每一个正在虚度生命的人们都该读《平凡的世界》，它会让你懂得珍惜。

路遥在教会我们忘我，忘我使生命永恒。人生容不得太多的自私，自私最终只会绝了自己。看风使舵，趋炎附势，均为自私使然。一生若只是这般地生活，终将无价值地葬入黄土。

路遥在教会我们要有独立的人格，尽管你可能会遭遇孤独。孤独是人生自我证明的必经之路，只要你认定了自己的理想，那么坦然面对孤独将是你勇往直前最后的支撑点。

路遥在教会我们不必用尽生命去做一个漂亮的人，但应用尽生命去做一件让人民叫好的漂亮事。前者只能证明你的处事圆滑，而后者则将见证你精彩的一生。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平凡的世界读后感触倾听那些久远的声音，或许那样我们会在这个因欲望日益膨胀而扭曲的时代，尽快找到自己的方向，不至于到油尽灯枯时，我们还在迷惘……

7.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1、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2、贾平凹的《高老庄》

《高老庄》叙述了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故里高老庄给父亲吊丧，于是与离婚未离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葡萄园主蔡老黑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之交，中国内陆陷入改革困境与转型困境，贾平凹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在这一种世纪末情绪下，现时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种困境、文化困境、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化和溃败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体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前瞻性。

3、张炜的《古船》

《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

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张炜以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众生，文本深厚而富有感染力。《古船》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8. 说给我推荐几部乡土小说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 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 乡土小说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