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是短篇小说

㈠ 红高粱故事梗概

《红高粱》 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 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 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 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 “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 塑造来赞美生命, 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 赞美生命的自由、 舒展。

《红高粱》 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 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 相反, 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 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 《红高 粱》 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 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 无拘无束、 坦坦荡荡的生命观。

因此. 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 而是 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 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

《红高粱》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书籍, 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 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 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 故事的地点也被 淡化。在《红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 《红高粱》的所 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 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 服务。

拓展资料:

1、红高粱精神

《红高粱》描绘了一个充满生命意义和力量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民间世界，集中体现了莫言小说浪漫精神和瑰丽色彩，生命意志和生命激情。

莫言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在关注民间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同时，把交织着爱与恨的传奇故事讲述得支离破碎，但在散漫的情节中，既张扬了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又表现出作者内心强烈的“人种退化”的忧患意识。

2、精神涵义

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

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

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

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㈡ 红高粱的内容简介

《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我”爷爷余占鳌，他勇敢剽悍、风流倜傥，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
而“我”奶奶戴凤莲她不甘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从小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工，可她却不亚于一个女中豪杰，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亲余豆官则确确实实地印证了那一句：“虎父无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辈们则在祖、父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同时，那明亮的光环又指引着晚辈们的回归之路。

㈢ 莫言的红高粱讲的什么故事

《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

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我”爷爷余占鳌，他勇敢剽悍、风流倜傥，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

而“我”奶奶戴凤莲她不甘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从小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工。

可她却不亚于一个女中豪杰，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亲余豆官则确确实实地印证了那一句：“虎父无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辈们则在祖、父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同时，那明亮的光环又指引着晚辈们的回归之路。

(3)红高粱是短篇小说扩展阅读：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

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㈣ 红高粱是谁的作品

《红高粱》的作者是莫言
类 别：中篇小说
出版时间：2011年8月（第一版）
字 数：138千字
《红高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主要通过“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的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发生在山东的生命赞歌。《红高粱》主线是“爷爷”余占敖率领的武装压击日军，辅线是“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发的造反势力，有的是混乱和无纪律的地方首领。他们没有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意识。他们反抗的原因来源于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整部小说中没有着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气使人物更加丰满和真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一幕。
在小说中，莫言竭尽全力的对几乎所有的战争场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雕刻，无论战争场面的大小，甚至人与野狗在吞噬尸体时的较量也用了极多的笔触，展现了一幅幅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血淋淋的画面。在这些血肉交汇之中，莫言描绘了一片红如鲜血的红高粱，整个世界都是血红的。莫言正是以这种狂欢式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又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红高粱》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

㈤ 红高粱的主要内容

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东北乡破落地主家19岁的女儿九儿，被贪财的父亲许给了麻风病的酒坊主儿子单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喜欢九儿，杀掉了单家父子。

九儿和余占鳌开始了一段不被乡民认可的爱情，并有了两个孩子。在酿酒师傅罗汉等人的帮助下，九儿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少女成长为干练的高粱酒坊女掌柜， 振兴了单家酒坊。

余占鳌则带领兄弟们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旋于当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铁板会等多股势力之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进占山东，打破了高密县往日的繁荣。

在民族大义面前，余占鳌和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内忧外患之际，九儿带领队伍，将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

点燃红高粱，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撰写了爱与征服，野心和意志的传奇故事。

(5)红高粱是短篇小说扩展阅读：

一、主要人物

1、朱亚文

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靠力气活生存，他深深爱着九儿，这个人物阳光、阳刚、爷们儿，霸气十足，身上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

他从一个“吃杠子饭”的轿夫逐渐成长为“吃拤饼的”土匪首领。抗战爆发，在民族大义面前，余占鳌和县长朱豪三等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

2、张俊杰 演员黄轩

九儿的青梅竹马，却因为父母的影响与九儿“失之交臂”。他非常的善良，非常正义，在土匪、县官几方势力之间周旋，希望能够团结大家的力量，共同对抗侵略者。后加入共产党，并在九儿的帮助下与余占鳌共同抗日。

3、高淑贤 演员秦海璐

淑贤是高密酿酒大户单氏家族的大嫂，一个守着贞节牌坊过日子的寡妇。九儿嫁入单家动摇了淑贤的地位，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淑贤多次陷害九儿，却被九儿设计报复，险些受辱寻死。

同是苦命人的妯娌二人最终和解，共同撑起单家酿酒产业。而淑贤最终冲破封建枷锁，与单家酿酒师罗汉终成眷属。最后穿着嫁衣来看将被日军处死的罗汉，生死相随，原意陪爱人赴死。

4、九儿/戴九莲 演员周迅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

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

二、电视剧简介

《红高粱》改编自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由郑晓龙执导，由周迅、朱亚文、黄轩、秦海璐、于荣光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

《红高粱》已于2014年10月27日登陆北京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四大卫视黄金档首播，该剧先后获得国剧盛典年度十佳电视剧、华鼎奖百强电视剧第一名，并入围飞天奖优秀电视剧。

㈥ 红高粱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赏析在西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这一级别的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它印证了人们关于亚洲电影将在80年代崛起的预言。其实本片可分为两大段落，“我爹”未出生的前半段和“我爹”出生后的后半段。前面着重讲了对自由的渴望和争取;后面又把侧重点放在了对生命和英雄的礼赞上。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升华，而两者之间的联系又颇为紧密。

故事梗概我奶奶那年19岁，为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的50多岁的李大头。按我们家乡的规矩，要用颠轿的方法折腾新娘子。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折腾，我奶奶死不吭声。行至青杀口，从密密的高粱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资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劫道人的命。

3天后，我奶奶回门，行至青杀口，被一蒙面人劫进了高粱地。惊恐之下，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鳌，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众伙计纷纷议论不想干了。我奶奶的一通话劝住了众伙计，撑起这个烧酒作坊。这时，我爷爷喝得醉醺醺，他对着伙计们胡说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让众伙计把他扔进空酒缸。

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我罗汉大叔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3000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看到鬓发不整的我奶奶，一种羞辱感折磨着他。他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秃三炮的脖子上。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

回到烧酒作坊，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修路修到青杀口。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还杀害了我罗汉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唱着《酒神曲》，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

我奶奶做好了饭菜，挑着担子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一辆日本军车开过来，机枪响了，我奶奶只“唉”了一声就倒下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像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已全然痴呆，爷儿俩站在我奶奶尸体旁，静无一言。

㈦ 红高粱说的是什么故事

1. 《红高粱》改编自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由郑晓龙执导。

2. 该剧由周迅、朱亚文、黄轩、宋佳伦、秦海璐、于荣光、徐光宇、解惠清、曹征领衔主演。

3. 该剧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东北乡破落地主家19岁的女儿九儿，被贪财的父亲许给了麻风病的酒坊主儿子单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喜欢九儿，杀掉了单家父子，九儿和余占鳌开始了一段不被乡民认可的爱情，并有了两个孩子。在酿酒师傅罗汉等人的帮助下，九儿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少女成长为干练的高粱酒坊女掌柜， 振兴了单家酒坊。余占鳌则带领兄弟们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旋于当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铁板会等多股势力之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进占山东，打破了高密县往日的繁荣，在民族大义面前，余占鳌和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内忧外患之际，九儿带领队伍，将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点燃红高粱，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撰写了爱与征服，野心和意志的传奇故事。

㈧ 评价一下《红高粱》这部小说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㈨ 《红高粱》主要讲了什么

莫言，生于1956年，山东高密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苔之歌》，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萝卜》、《爆炸》等。

中篇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88年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

小说描写的是山东高密乡一带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我奶奶”在嫁给麻风病患者时，在出嫁的路上遇土匪抢劫，轿夫“我爷爷”余占鳌勇救“我奶奶”，赢得“我奶奶”好感。在回娘家路上，余占鳌劫持她至高粱地野合，后生下“我父亲”。几年后，日本人抓夫修路，罗汉大爷因反抗而被日本人活活剥皮。余占鳌招兵买马与日本人血战，“我奶奶”在战斗中被打死。

作品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祖辈，表现了广阔无垠高粱地充盈的无穷生命力。作品中那种神话原型般的象喻，以及色彩绚丽的叙述方法，使故事富于传奇色彩，体现了作者对历史题材小说的新的美学追求。

㈩ 红高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红高粱》中篇小说，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三期。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电影解读文学，文学诠释电影。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鳌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酿酒厂。在赶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鳌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鳌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鳌，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红高粱》的叙述沿两条线展开，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

《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说的展开是由感觉引导，情绪推动。

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2]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部分章节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颤，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
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