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蹇先艾的代表作品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因为偷窃行为被村人处以极刑(水葬)的故事。这样的处置在村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天经地义”的习俗背后的野蛮:母亲挂虑着她的儿子,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小说没有再往下写。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位母亲知道真相后她的心情将是怎样。作品彰显出两重的悲剧——儿子的惨死和母亲等待的无望,彰显出两重的人性——残酷和怜爱。其实,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群众”(村人)的可怕,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可怕——假“道德”之名,既可以获取道德之名(伸张正义),暗地里又获取了近乎本能的施虐之快——以群体强大的力量在个人无安全之虞的情况下毁灭了一个从生理上(仅一个人)和心理上(有负罪感)无从反抗的个体。这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道德”。另外,围观的看客(正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也一样经验着看的满足——不仅是冷漠,而是在看的过程中同样宣泄着施虐的快感。正因为残忍的存在,我们才感受到晦暗中母爱的光芒。我以为,文本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与其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往往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来表达时代主题的(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师承鲁迅,响应“文研会”倡导的表现)。时代变化导致写作主题的变化,先是“反封建”的主题,后是“抗战”主题。这样的主题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作家来说是共同的,而蹇先艾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将这样共同的主题融入了他独特的乡土世界——即贵州(黔北),这是一个有别于都市的世界,同时亦有别于其它乡土作家的乡土。而且,蹇先艾在其作品中自觉地、竭力地张扬其乡土的特殊性,以获得属于他的“地域性”(于外界而言就可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以此确立其写作个性(我们知道,没有个性的写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或许就是蹇先艾的写作策略,具体地说,他的策略表现为:有意识地选用黔北方言,加入风土人情的描写以突出地方色彩,对崎岖山路及天气进行渲染等等。
尽管,有时表现时代的主题,会显示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时代的主题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复存在,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品也往往会因此而削减其魅力。因此,现在来看蹇先艾的小说,其意义也许更在于文体之上。同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蹇先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写作,基本上是对意识形态的图解,甚至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改写。这已不仅是蹇先艾个人的悲哀,而是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哀,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罢。
❷ 求原文,冯沅君《隔绝》,蹇先艾《水葬》,许杰《改嫁》,王统照《沉船》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2〕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3〕的创作小说,陈嘏〔4〕和刘半农〔5〕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6〕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7〕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8〕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9〕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10〕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11〕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12〕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13〕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14〕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15〕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16〕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17〕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18〕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19〕,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20〕,《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22〕和七千部《点滴》〔23〕。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24〕。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27〕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28〕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30〕;钱江春和方时旭〔31〕,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32〕,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
❸ 蹇先艾的著作书目
《朝雾》(短篇小说集)1927,北新
《一位英雄》(短篇小说集)1930,北新
《酒家》(短篇小说集)1934,新中国
《还乡集》(短篇小说集)1934,中华
《踌躇集》(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城下集》(散文集)1936,开明
《盐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乡间的悲剧》(短篇小说集)1937,商务
《离散集》(散文集)1941,桂林今日文艺社
《幸福》(短篇小说集)1941,改进
《乡谈集》(杂文集)1942,贵州文通书局
《古城儿女》(中篇小说)1946,上海万叶书局
《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短篇小说集)1947,上海博文书店
《新芽集》(散文集)1955,作家
《山城集》(短篇小说集)1956,作家
《龙明德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56,贵州人民
《倔强的女人》(短篇小说集)1957,新文艺
《苗岭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蹇先艾散文小说集》1979,贵州人民
《蹇先艾短篇小说选》1981,人文
❹ 蹇先艾的人生经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二日,蹇先艾出生于县署,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蹇先艾敏捷好学,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三国演义》故事。稍长,入私塾,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联句作诗,十来岁能作古体诗。以后发表旧体诗,多用笔名萧然。民国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读书,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为乐,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民国11年,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李健吾创办“曦社”文学团体,办《爝火》文学刊物。次年,发表新诗《二闸舟中》和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
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民国25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文联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政协贵州省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写作之余,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为之作序,鼓励上进;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❺ 蹇先艾的主要事迹
民国27年(1938年)春,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次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社被毁,《每周文艺》停刊。民国31年起,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民国34年3月,主编《贵州日报》《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作家,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鼓舞民众。蹇先艾为人清廉、正直。任遵师校长时,月薪难以维持家计。当时,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会计劝其吃空缺,蹇先艾坚持不肯。为维持生计,只得将北平运回的《鲁迅全集》出售,补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目睹当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任干事,支持学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并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推荐英国作家约翰·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当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换标题,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抗议无效,于民国37年辞职,停办《新垒》。解放后,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蹇先艾任副主席,主持《贵州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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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十几年,科学与白话文的广泛传播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旧式的、以“孔孟之道”糟粕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在许多遗老遗少中存在着,所以新旧思潮的“对碰”还在中国大地上继续。 这篇人物特写就是通过展示这种冲突的过程,刻画了一位尊儒崇孔而且愚昧迂腐的封建遗老。 悲剧人物的喜剧化语言描写是本文采用的主要表达手法,在扼要的环境介绍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好充分的铺垫后,作者运用对话的形式展现了秦姓塾师的以下性格特点: (1)自大,目中无人——“表示上学堂的不足为奇,而且这种人是他生平最看不起的”。 (2)愚昧,所知有限却不懂装懂——“不看洋书,也看不懂洋书”、“生在孔子的地方必须只念经书”、“没有孔子的四书五经,中国早就亡了”、“到大成殿同孔林,都要磕头才能表示尊敬”。 (3)浓厚的封建家长作风——“不让儿子到念洋书的学堂就读,让他回来种庄稼”。 这些详细的描写,把一个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遗老形象跃然纸上,不过,作者对秦姓塾师并不是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这点从作者“浏览了孔庙孔林回店之后,因为了然了他的身世,很想再会他一面”中可以看出来,其实作者对他也是蛮同情的,毕竟那位秦姓塾师的生活处境并不比孔乙己好多少,这是读者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采纳
❼ 蹇先艾的作品
蹇先艾(1906-1994),遵义老城人。笔名罗辉、赵休宁、陈艾利、蔼生等。幼年在遵义读私塾,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1869年)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与其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往往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来表达时代主题的。
❽ 蹇先艾的贡献
蹇先艾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早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他就与同班同学朱大楠、李健吾共同发起成立了“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的“曦社”,并创办了文学刊物《爝火》。对蹇先艾的散文,最早进行评论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评论家的李健吾,他认为“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蹇先艾“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
蹇先艾文学创作很早就产生过国际影响,早在1929年,他的小说《初秋之夜》就已被苏联文学界译成俄文,选进了以鲁迅小说为首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纵观蹇先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他以绝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旧贵州这片贫困而苦难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人们。在他笔下涌现出的众多人物,挑夫、马夫、滑竿匠、盐巴客、乞丐、草药贩子、家庭主妇、失业青年、农妇、小职员、女艺人、教员……对于他们的痛苦生活与不幸遭际,作家不仅作了忠实的记录和典型的反映,建构了作家独特的贵州乡土的艺术世界,对他笔下的人物,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作家的良知及其人道的关怀,因而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一些乡土作品,至今也没有失去艺术的魅力
❾ 急!各位好心人,谁知道关于蹇先艾先生作品的原文及有关其的乡土小说的评论,恳请大家给予帮助,本人无限感
蹇先艾《茅店塾师》
《茅店塾师》 蹇先艾
——鲁游随笔之三
跨出了狭笼似的骡车,我和M君走进曲阜县城的一家茅店。
雷鸣惊耳的轮声在街头寂灭了之后,我的被扰乱的心才渐渐平静起来。十八里长途的车行的颠顿,在一个缺少坐这类古车经验的人看来,虽说充满了异样的情趣,然而身体也彀疲乏的了。黄沙轻轻扑面的时候,使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风雪》(Thesnow—storm),沙尘与雪片,骡马与驿站马车,暑气逼人的永昼与黑茫茫的长夜,无不有几分相似,幸运是我们没有迷路,而且终于安抵旅舍了。旅舍对于一个辛劳的客人,有时他需要它一如沙漠中的绿洲。我们一望见那小小的铺面,横写的白字招牌,和那店主和蔼可亲的脸,身心便轻松了许多,不由得发起笑来。
伙计一面给我们搬运行李,一面也望着我们默默微笑。因为我们在进城的时候,各买了一顶尖顶六棱的农民篾笠戴在头上,面貌又稍稍黧黑,宛然两位曲阜土著;不过身上仍旧穿着衬衫和西服裤子,遂形成一种古怪的装束。
我们的宿舍是一间像佝偻老人似的茅草房,里面的大小,类似船棚。窗户大约是为了充分地吸收空气起见,便采用十分简便的建筑法,把几根木柱很稀疏地嵌在墙中间。因为离厕所不远,绿豆蝇和饭蝇自然便开起队伍,袭进这没有防御工事的要塞,叮在墙上各处;兴会所至,它们也不惜翱翔着扰乱室内宁静。窗户的木栏又是热气输人的最便利的孔道,把屋子变成了火上的蒸笼。一张条桌和两张大床已经占据着全屋面积四分之三,人只能在床桌之间伫立或者坐下。我们匆匆把一切安置妥当,洗洗脸之后,夜色却慢步轻移地笼罩上来了;伙计拿进来一盏煤油灯,照着我们吃干面包当晚餐。这时蚊子也乘机成群嗡嗡地从床下钻出来。忘记了带蚊香,想不出什么驱蚊的方法,只好硬着头皮,听凭它们的狂吮。汗水将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脱下衬衫,仅仅穿着一条短裤;这样,反而给蚊子以更多的更好的机会。
后来,我和M君一个端着灯,一个拿了两个凳子,逃到院中来了。一方面是蚊子的进攻太猛烈和热得难受,一方面由于M君突然发现了满墙的臭虫的血迹。大家都知道即令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谁也不会得安眠的,反不如趁早迁避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但是在那小院中因为摆上几盆花,所剩的空隙已经不多,这时却早有了一个人光着臂膊铺了一床席子,躺在那里。
“伙计!”M君大声喊着,不去辨别是谁,意思是在让他挪开,腾出一点地方来。
那个人并没有睡着,正在扇着芭蕉叶,毫不理会。
M君继续着命令:“伙计,起去!我们要在院子坐一坐,房里太热。”
“俺不是伙计!”一个倔强的回答从地下跃起来。
我们把灯放在花盆边的凳子上,才看出来对方是个头上盘着辫子的白胡子老头。M君很难为情,借故走向街门去了。我却拿了一个凳子打横坐着,在灯下赶看一本英文的《泰山指南》;在北平和车中,我都没有来得及看一个外国朋友送给我的这本书。
那个老头子,显然也是富有好奇心的人,忽然翻身坐起来,鼓着眼睛问我道:
“你念的是什么书?”
我正在翻阅着那本书的插图,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把你念的书念几句给俺听听,是不是圣书?我们这条街上差不多见天晚上都有人说圣书。”
我把书合上递给他看。他很正经地从裹肚内取出一副老光眼镜来戴上,拿过书去,只瞥了一瞥,马上就还回来,翘着嘴,很不满意地说:
“这是洋书俺不看,俺也看不懂。”
把眼镜收好,接着又摇晃了一下他那道士似的脑袋,看样子绝不像农工一类的人物。他的意思之间,是我不应当拿和他素昧生平的洋书来刁难他,另一方面则表示着鄙夷的态度。
M君躲过了刚才误认的自扰,听见我和这位老人说话,连忙走回来了,交着臂蹲在地下。老头子神气并不显得粗野,在我们眼中越来越温文;不过个性很倔强,这大约正是一般山东人的本色。在黯淡的灯光底下,隐约可以看出他的饱经世故的三角形脸上,布满着忧郁的成分。鼻子发红,也许是喝酒太多的缘故。他搧了几下扇子,又问M君道:
“你们都是学堂的吧?”
“不错,俺们是学堂的。”M君学着山东腔调回答。
“俺的儿子也是在济南上学堂。”老头子表示上学堂的不足为奇,而且这种人是他生平最看不起的。
“尽念洋书,俺不叫念咧,俺叫他回来咧,俺叫他做庄稼,也不叫念咧。为什么学堂里不念经书呢?”
“为什么一定要念经书?”我这样反问道。
“生存孔子的地方,不念经书!”他提出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答复。
M君忍不住抿着嘴笑了起来。老头子眼睛尖,早巳看见了,大声指斥道:“笑什么?我问你,‘四书’你背得上来吗,你笑!我们这儿衍圣公是念经书的,他是孔子的后代,大家都应该拿他做模范。他从前也请两个老师,一个教经书,一个教科学;如今专门念经书,把教科学的老师辞了。这个俺赞成,把经书读通了,什么不会!还念啥科学!”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法子再辩论下去了,因为是在圣地,而且遇见这样一位敬圣崇经的老人,他又有着一副鲠直的心性;除了顺从他的意旨之外,事实上就缺少任何劝说方法。M君少年气盛,虽然露出激昂愤怒的神气;我却力持镇静,并且暗地里用脚踩他,阻止他的轻率的发言。对方因为我们的沉默,便以为已经说服了我们了,严肃的脸色渐渐变成笑容,问我们道:
“你们两位都是从济南来的?”
“不是,我们从北平来。”M君应。
“唉!难得!难得!”老头子赞叹着说。“你们是来朝拜孔林的吧?总算得尊敬先圣的了。如今像你们这样的人有几个!各处地方都去过没有?”
我说:“打算明天早上才去。”
“好极了,早上去不热。你们念书的人不要忘记孔子,没有他的‘四书’、‘五经’,不用说你们学生,中国早就亡了。到大成殿同孔林,你们都要磕头才能表示尊敬啊!”
M君低声窃笑。我却假装板着铁一般的面孔,连忙答应。
在院中坐了一个多钟头,我们想起明天还要到各处游览,不能不先休息一下,还是进屋去了,在蚊虫扰攘中终于睡了几点钟。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院中的那位崇经老人已经出门了。问起伙计,才知道他姓秦,从前是教私塾的,如今因为县里开办学校,便闲下来了,他和店主是亲戚,所以暂时寄住店内。后来我们浏览了孔庙孔林回店之后,因为了然了他的身世,很想再会他一面,一直到下午我们离开曲阜县城的时候,这位老人都没有回来。
作者介绍: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朝雾》、《还乡集》,散文集《城下集》、《离散集》、《新芽集》等。
❿ 《蹇先艾水葬》原文是什么
《蹇先艾·代表作:水葬》主要内容: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
作者简介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现代作家。笔名罗辉、赵休宁、陈艾利等。幼年在遵义读私塾,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1931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7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曾被鲁迅誉为"乡土作家"。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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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