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明朝万历年间,哪本妖书引发奇案震动朝野,多名官员因此被捕入狱
所谓妖书,其实是一篇名叫《续忧危竑议》的文章。文章仅几百字,充其量只能算得上反动传单。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篇文章,被一群别有用心的大臣利用,成为残害朝臣的工具,奇案就此发生。
这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所以以被人们称作“妖书”。万历一见此书,非常生气,命人速速查办。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滥捕之风。很多人借此发泄个人恩怨。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妖书”本身不会害人,但是当上面的文字,映射到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时,各种冤狱和屠杀就避免不了了。
B. 明末第四大疑案
1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晚间,有个手持枣木棒的汉子,悄悄闯进了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用木棍将守卫宫门的人打伤,又闯入前殿的屋檐下,被擒获。这就是所谓梃击案。谋杀者据说是名疯子,受人指使,欲加害皇太子。在审理过程中,案情几次反复。实际情形是,谋杀者张差不疯不傻,是受宫内太监的引诱,并被接应到宫内行凶。由于皇家内部的矛盾和朝官的派系之争,受牵连的人很多。
2红丸案
公元1620年八、九月之交,刚当皇帝不过30天的朱常洛一命呜呼了。据说他的死,与他病中所服的红色药丸有关。红色药丸究竟是寿药、道家丹丸还是别的什么毒药?一时间朝野纷沸,连宰相、皇贵妃都被牵连到此案之中。这就是“红丸”案。
3移宫案,
一些不应占居乾清宫(皇帝所居之宫)的妃嫔占居了那里,朝官中有人为了体制,要求她们迁出,由此而生出许多事来。先是万历帝的妃子郑贵妃以照料疾病中的万历帝为名,住进了乾清宫,万历帝死后,她还赖着不搬出来,弄得新皇帝不能搬进乾清宫,大臣们觉得太失体统,用尽心机,郑贵妃才不得不搬出来。朱常洛进乾清宫时,他的妃子李选侍跟随入居。红丸案发,朱常洛死去,这位曾想做皇后而不成的李选侍也效郑贵妃的样,不仅赖在乾清宫不出来,还把即将登基的皇长孙扣在身边,不许人见。群臣设法,将李选侍藏起来的新皇帝找到,几经争夺,新皇帝逃脱李选侍,她才不得不搬出乾清宫。搬时仓促,宫内珍宝丢失不少。
后来,恶宦官魏忠贤上台,三案又被抖落出来,不少人遭受无罪之难。待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登位后,重惩魏党,又将三案翻了回去,给被魏党整死的人平反昭雪。
4 妖书案 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朱翊钧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为皇长子。后郑贵妃生子常洵。郑妃得神宗宠爱﹐神宗有意立其子为嗣﹐故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此朝臣多次力争早日册立东宫。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神宗赐给郑贵妃。贵妃亲自作序﹐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刊后妃﹐起于汉明德皇后﹐终于郑贵妃。二十六年秋﹐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名曰《懮危竑议》﹐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言郑贵妃欲夺储位﹐吕坤等助之。郑妃之党疑出自主张册立皇长子的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为此谪戍二人﹐了结此事。二十九年﹐神宗迫于朝臣压力﹐册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然仍不遣福王朱常洵至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又出现《续懮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为不得已﹐又不齐备东宫官属﹐含有日后改易之意﹔另外﹐神宗命朱赓入阁﹐是因赓﹑更同音﹐也寓有改易之意﹔书中并附有依附朱赓的内外官员名单。是书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禅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因其言词诡妄﹐所以当时称作妖书。神宗见书后大怒﹐立即命厂卫搜缉﹐大索奸人。项﹑乔两人上书自明﹐帝不问。其时浙党党魁沈一贯当国﹐与东林党人积怨已深﹐东林党人欲以此逐之﹐而沉一贯则反藉此案诬陷次辅沉鲤﹑侍郎郭正域﹐兴起大狱。一时京师缉校交错﹐捕风捉影﹐株连甚众。最后因太子为保全曾为他讲官的郭正域而出面讲话﹐东厂提督陈矩也因狱主无名恐辗转攀累不已﹐沉一贯等才归罪于有诈骗郑国泰前科的顺天府斥黜生员皦生光。次年四月﹐磔生光于市﹐草草了结此案。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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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谁知道《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唱词
游园惊梦
【绕地游】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栏。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
已吩咐催花莺燕借春看。云髻罢梳还对镜 罗衣欲换更添香。
【步步娇】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 ,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醉扶归】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钿。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溅!
【好姐姐】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
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
【尾声】
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瓶插映山,紫炉添沉水香。蓦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
春呵春! 得和你两流连。春去如何遣?恁般天气,好困人也?
【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
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要因循腼腆 想幽梦谁边 和春光暗流转。
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山桃红】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
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 袖梢儿揾着牙儿沾也。
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
【画眉序】
好景艳阳天,万紫千红尽开遍。满雕栏宝砌,云簇霞鲜。
督春工珍护芳菲 免被那晓风吹颤,使佳人才子少系念 梦儿中也十分欢忭
【滴溜子】
湖山畔,湖山畔,云蒸霞焕。雕栏外,雕栏外,红翻翠骈。
惹下蜂愁蝶恋,三生锦绣般非因梦幻。一阵香风,送到林园。
【五般宜】
一边儿燕喃喃软又甜,一边儿莺呖呖脆又圆。一边蝶飞舞,往来在花丛间。
一边蜂儿逐趁,眼花缭乱。一边红桃呈艳,一边绿柳垂线。
似这等万紫千红齐装点,大地上景物多灿烂!
【山桃红】
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则把云鬟点,红松翠偏。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也。
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我欲去还留恋,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行来春色三分雨。
睡去巫山一片云。夫婿坐黄堂,娇娃立绣窗,怪她裙钗上,花鸟绣双双,宛转随儿女。辛勤做老娘。
【绵搭絮】
雨香云片,才到梦儿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
泼新鲜,俺的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躭,意软鬟偏。
不争多费尽神情,坐起谁欠,则待去眠
【尾声】
困春心,游赏倦,也不索香熏绣被眠。春吓!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
【赏析】
昆剧《游园》、《惊梦》源岀汤显祖传奇《牡丹亭·惊梦》,因为它们的故事可以自成段落,曲牌也可断开,就往往单独演出《游园》,从而形成可分可合的《游园》和《惊梦》两出戏。《游园》之所以能够单独演出,因为它是《牡丹亭》全本矛盾的开端,它细致地描绘了一个贵族少女伤春的微妙心理,由此才产生了情殇、幽媾、回生等曲折遭遇。
《游园》借景抒情,多曲子,人物一路游赏,又多身段,可谓歌舞精妙,意境深邃。况且角色又少,故盛演不衰。《惊梦》的构思奇特。它不是丽娘人做梦,柳梦梅在异地也同时做梦,两人的魂魄由睡魔神勾引,进入同一个梦境。
而《惊梦》的表演要比别的梦境更细腻真切些,因为日后柳见到杜的画像,杜的香魂见到柳在叫画,都要忆起在梦中会过的情人来。表演的细腻主要指面部表情的细致多变。
据白云生说,《惊梦》中双眉的运用多在眉头,少用眉梢。杜的双眉微蹙表示怀春幽怨,柳的眉头微动则表示感情洋溢。又如眼皮的运用,杜因娇慵而低垂,柳则陶醉而微眯。如此等等。
再者,昆腔木来就细腻婉转,《游园惊梦》尤甚,它“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艳异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凡此种种,使《游园惊梦》成了昆剧的经典作品,昆剧闺门旦无不以演好杜丽娘为最大心愿。梅兰芳所演更是出类拔萃。
梅兰芳在《游园惊梦》中的情感处理切合剧情和人物,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在游园时含蓄些,仅仅流露些微惆怅,体现“摇漾春如线”的意境。
游毕回房,春香离去,杜丽娘唱[山坡羊]曲,就要比较明显地袒露其“怀人幽怨”。及至柳梦梅唱{山桃红]曲时,杜的幽怨已被欢欣所代替,但端庄依旧。剧终杜唱[棉搭絮]曲,是梦醒后的感慨和回到现实的无奈。
梅兰芳在梦境中的表演介乎虚实之间,内在情感是真实的,外在举止略有飘忽,富于诗意和美感。他即使做细小动作也能出神入化。如当柳梦梅唱“则为你如花美眷”这支[山桃红]曲时,杜丽娘安静地站立着,以袖遮脸,屏息谛听,让人感觉到她的脸上是娇羞的,体内涌动着爱情的热流。
在“似水流年”的行腔中,她好像无意地缓缓投下右袖,又投下左袖,与柳有意拂来的右袖相碰,同时秋波暗送,与柳脉脉含情的目光相触。此时无声的动作比有声的语言更有表现力。杜、柳这样地“对眼光”在《惊梦》折里共有四次,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杜、柳初见,面对着不期而遇的翩翩书生,又惊喜又羞赧,手足无措,复杂的感情借助于“对眼光”而宣泄。第二次是在背云“这生素昧平生,因何到此”时与柳生的眼光一触即收。第四次是在柳梦梅唱完[山桃红]末句“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扑向上场台口抱杜,杜避走到下场门,在[万年欢]牌子中两人互相偷看,此时他们情愫已通了。
(4)有声小说闺范完结版扩展阅读
游园惊梦出自汤显祖的昆曲《牡丹亭》第十回。
所说的游园就是女主角杜丽娘为了体会老师所教的《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私自和丫环春香到花园游玩寻春,
惊梦是指杜丽娘在花园中休息时,梦到一个手拿柳枝的书生(即柳梦梅),并对其一见倾心,书生将杜丽娘抱到牡丹亭上。杜丽娘因掉落的花瓣儿惊醒后,便对柳生念念不忘。
E. 妖书案的第一次妖书案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F. 明代妖书案是怎么回事
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妖书第一次出现,题为《忧危竑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妖书第二次出现,题为《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其实是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国本之争引起的党争。
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劫杠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
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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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妖书案:
明神宗万历帝20岁时,妃子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神宗24岁时,宠妃郑氏生下了朱常洵,神宗便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当时的皇后王氏却没有生儿子。
因此满朝上下、前宫后院都在争论太子之位的归属。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使得神宗年间的后宫、前朝鸡犬不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而《忧危竑议》案则把争论推向顶峰。
郑氏在万历初年进入后宫的。那时的她风华绝代,神宗当即为之倾倒,并封她为贵妃。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晋封皇贵妃。国本之争便是从朱常洵出生后第二个月开始的。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而把朱常洛的母亲撇在一边。
贵妃,一谈立太子的事他就转移话题,长子已经5岁,还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朝臣们便难免犯嘀咕: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是不是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神宗屡屡以皇长子年幼为名,一再拖延太子册立时间,国本之争也日益明显。神宗为了爱妃和爱子,竟然与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抗。而忠君爱国的百官们宁愿被贬、被削、被打,也决不能容忍皇上以私害公。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闺范图志》案使国本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吕坤是山西按察使,他编辑了一部《闺范图志》。
郑国泰看到后,觉得可以用来迎合皇上和郑贵妃。于是,郑国泰在原来基础上补上了后妃部分,汉明德皇后居第一位,最后是当今的郑贵妃。新版《闺范图志》的问世,无疑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
不久一部书名为《忧危竑议》的书传入后宫,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都写在里面。书中引用历史故事痛斥废长立幼行为。
很显然,这本书的矛头是指向郑贵妃及其爱子的。《忧危竑议》在京师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后,也把后宫、朝廷搅得鸡犬不宁。神宗十分恼怒,不假思索便下了圣旨: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礼部右侍郎刘楚先罢职;国子祭酒刘应秋降调。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京师又突然出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全书共三百余言,说的是神宗准备重立太子,动摇国本,书中怒斥郑贵妃。
一夜之间,这本书的内容贴遍了宫门、巷衢,立刻就惊动了后宫。这本书出现后,满朝震惊,神宗龙颜大怒,吩咐厂卫严加搜捕,务必查出造书主谋。这场《忧危竑议》案把众多拥立太子的朝官害得苦不堪言。
G. 明朝妖书案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别那么复杂!
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本是一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生,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明神宗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此他对王氏都没有什么感情。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后,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且告诉儿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十月怀胎后,王氏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正月,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机灵,明神宗与她情深意笃,一直保持终生。由于皇帝对郑妃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一直是一个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郑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宫廷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镑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王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教官阮明卿之手,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和医生沈令誉。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致死,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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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郑贵妃的史书引用
《明史恭恪贵妃郑氏列传》
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万历二十九年春,皇长子移迎禧宫,十月立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已。
先是,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二十六年秋,或撰《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匿其名,盛传京师,谓坤书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实藉此为立己子之据。其文托“朱东吉”为问答。“东吉”者,东朝也。其名《忧危》,以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讽,盖言妖也。妃兄国泰、侄承恩以给事中戴士衡尝纠坤,全椒知县樊玉衡并纠贵妃,疑出自二人手。帝重谪二人,而置妖言不问。逾五年,《续忧危竑议》复出。是时太子已立,大学士朱赓得是书以闻。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言:“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词尤诡妄,时皆谓之妖书。帝大怒,敕锦衣卫搜捕甚急。久之,乃得皦生光者,坐极刑,语详郭正域、沈鲤传。
四十一年,百户王曰乾又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圣母及太子,语亦及妃。赖大学士叶向高劝帝以静处之,而速福王之籓,以息群言。事乃寝。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氵匈氵匈。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神宗崩,遗命封妃皇后。礼部侍郎孙如游争之,乃止。及光宗崩,有言妃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谋垂帘听政者,久之始息。
崇祯三年七月薨,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大明皇贵妃郑重刊闺范序》
尝闻闺门者。万化之原。自古圣帝明皇。咸慎重之。予赋性不敏。幼承母师之训。时诵诗书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圣母广嗣之恩。遂备九嫔之选。恪执巾栉。倚蒙帝眷。诞育三王。暨诸公主。惭叨皇号。愧无图报微功。前因储位久悬。脱簪待罪。赖乾刚独断。出阁讲学。天人共悦。疑义尽解。益自勤励。侍御少暇。则敬捧我慈圣皇太后女鉴。庄诵效法。夙夜兢兢。且时聆我皇上谆谆诲以帝鉴图说。与凡训诫诸书。庶几勉修厥德。以肃宫闱。尤思正己宜正人。齐家当治国。欲推广是心。公诸天下。求诸明白易简。足为民法者。近得吕氏坤闺范一书。是书也首列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汉宋我朝。贤后哲妃。贞妇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简编。清风高节。争光日月。真所谓扶持纲常。砥砺名节。羽翼王化者是已。然且一人绘一图。一图敍一事。附一赞。事核言直。理明词约。真闺壶之箴鉴也。虽不敢上拟仁孝之女诫。章圣之女训。藉令继是编而并传。亦庶乎继述之一事也。独惜传播未广。激劝有遗。愿出宫赀。命官重梓。颁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观河南饥民图。则捐金赈济。今观闺范图。则用广教言。无非欲民不失其教与养耳。斯世斯民。有能观感兴起。毅然以往哲自励。则是图之刻。不为徒矣。因敍厥指。以冠篇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明史 孝端皇后列传》
神宗孝端皇后王氏,余姚人,生京师。万历六年册立为皇后。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光宗在东宫,危疑者数矣,调护备至。郑贵妃颛宠,后不较也。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称。四十八年四月崩,谥孝端。光宗即位,上尊谥曰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会帝崩,熹宗立,始上册宝,合葬定陵,主祔庙。 《明史 孝靖皇后列传》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大学士叶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礼宜从厚。”不报。复请,乃得允。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 《明史 李太后列传》
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籓,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御史曹学程以建言论死。太后怜其母老,言于帝,释之。后父伟封武清伯。家人尝有过,命中使出数之,而抵其家人于法。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 《明史 诸王传》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籓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籓。 《明史 申时行传》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岁,而郑贵妃有宠,生皇三子常洵,颇萌夺嫡意。时行率同列再请建储,不听。廷臣以贵妃故,多指斥宫闱,触帝怒,被严谴。帝尝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显侵贵妃。时行请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众多咎时行者。时行连请建储。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十年始立为皇太子。 《明史 方从哲传》
初,郑贵妃居乾清宫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犹未迁。尚书嘉谟责贵妃从子养性,乃迁慈宁宫。及光宗崩,而李选侍居乾清宫。给事中涟及御史左光斗念选侍尝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从哲欲徐之。至登极前一日,一燝、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乃移哕鸾宫。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明史 吕坤传》
初,坤按察山西时,尝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坤持疏力辨。未几,有妄人为《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略言:“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其言绝狂诞,将以害坤。帝归罪于士衡等,其事遂寝。 《明史 王德完传》
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及皇长子。皇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窃意后崩,贵妃即正中宫位,其子为太子。中允黄辉,皇长子讲官也,从内侍微探得其状,谓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德完乃属辉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传,谓中宫役使仅数人,伊郁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胜惊疑。宫禁严秘,虚实未审。臣即愚昧,决知其不然。第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果中宫不得于陛下以致疾与?则子于父母之怒,当号泣几谏。果陛下眷遇中宫有加无替欤?则子于父母之谤,当昭雪辨明。衡是两端,皆难缄默。敢效汉朝袁盎却坐之议,陈其愚诚。”疏入,帝震怒,立下诏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忤旨,切责,御史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德完解,帝亦不释。旋廷杖百,除其名。复传谕廷臣:“诸臣为皇长子耶?抑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扰渎。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立一岁。”廷臣乃不复言。然帝自是惧外廷议论,眷礼中宫,始终无间矣。 《明史 孙如游传》
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杨涟语如游曰:“皇长子非选侍所爱。选侍后,嫡矣,他日将若何?亟白执政,用遗诏举册立。登极三日,公即援诏以请。”如游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请建东宫,帝纳之。俄遵遗旨谕阁臣,封贵妃为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礼,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祖宗以来,岂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此礼所不载也。先帝念贵妃劳,不在无名之位号;陛下体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义所不可,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报。 《明史 杨涟传》
无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而是时,贵妃据乾清宫,与帝所宠李选侍相结,贵妃为选侍请皇后封,选侍亦请封贵妃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谒朝士,泣朔宫禁危状,谓:“帝疾必不起,文升药故也,非误也。郑、李交甚固,包藏祸心。”廷臣闻其语,忧甚。而帝果趣礼部封贵妃为皇太后。涟、光斗乃倡言于朝,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移慈宁。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藉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至贵妃封号,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请亟寝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见大臣,并及涟,且宣锦衣官校。众谓涟疏忤旨,必廷杖,嘱从哲为解。从哲劝涟引罪,涟抗声曰:“死即死耳,涟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 《明史 郑承宪传》
郑承宪,神宗郑贵妃父也。贵妃有宠,郑氏父子、宗族并骄恣,帝悉不问。承宪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国泰请袭,帝命授都指挥使。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不报。是时,廷臣疑贵妃谋夺嫡,群以为言。国泰不自安,上疏请立太子,其从子承恩亦言储位不宜久虚。大学士沈一贯左右于帝,弗听。诏夺国泰俸,而斥承恩为民,然言者终不息。万历二十六年,承恩复上疏劾给事中戴士衡、知县樊玉衡,妄造《忧危竑议》,离间骨肉,污蔑皇贵妃。帝怒。《忧危竑议》者,不知谁所作,中言侍郎吕坤构通宫掖,将与国泰等拥戴福王。而士衡前尝论坤与承恩相结,玉衡方抗言贵妃沮立太子,疏并留中,故承恩指两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贫郑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被擒。言者皆言国泰谋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鞫差,差指贵妃宫监。主事陆大受、给事中何士晋遂直攻国泰。帝以贵妃故,不欲竟事,详之寀等传。国泰官左都督,病死,子养性袭职。天启初,光禄少卿高攀龙、御史陈必谦追论其罪,且言养性结白莲贼将为乱。诏勒养性出京师,随便居住。魏忠贤用事,宥还。 《明史 陈矩传》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