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倪贻德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

『壹』 赵清阁的人物生平

在上海名人手稿馆里，那些无言的手稿流传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动。赵清阁－－一位上海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徐徐透露出背后的万千气象。60馀年前，她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善小说和戏剧，更画得一手水墨国画。她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汤和转折。 赵清阁，笔名清谷、铁公、人一，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个清朝举人，曾当过学官，熟通古文韵律，能吟诗作赋。她的舅舅是进士，母亲是一个聪明而有才气的女子，不仅长于刺绣女红，还从小就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可惜红颜薄命，在她五岁的时候，年仅26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幼小的她从此成了孤女，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开始与表兄妹一起受旧诗书的薰陶，直到8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
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欢继母，她的继母也不喜欢她。父亲老是站在继母那一边，开始逐渐对她疏远，只有祖母是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她很早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习惯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学，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生。女师附小的教员，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给予她极大的帮助，诱导她学习文艺创作。孤寂中，她将书本当作做知己，虽然它们无法代替母爱，却帮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随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的深入，叛逆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一切终于在她初中即将毕业时成为现实。有一天，她在父亲屋外的石榴树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继母的谈话，当听到他们打算让她尽早退学嫁人时，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雳，气得浑身哆嗦。她终于明白，这个封建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他们连终身大事都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以牺牲她来换取好处。她意识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里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
1929年严冬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15岁的赵清阁终于下定了决心，怀揣慈爱的祖母仅有的四块银元悄悄逃出了信阳老家，搭上了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独自面对背井离乡的颠沛漂泊的生活发出的挑战。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还得到助学金。离开家庭后一贫如洗的她，终于有了生活保障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在艺术高中期间，她的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也同时学习音乐。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的西洋画、素描和国画都长进不少。她还常常随学校教务处处长谢孟刚学习乐理，并向校长焦端初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她酷爱唐宋诗词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抨击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稿件即被发表，那时她只有16岁。随后，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此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下层人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也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当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不拐弯抹角”的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然而她这种稚气的仗义行为触怒了报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并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解雇。
由于局势日渐紧张，在师友的鼓励和协助下，她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而繁华的大上海更让许多中国女性充满了向往。赵清阁同样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读了三年艺术高中后只身来到这里。18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她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18岁之后，她在上海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一株坚强的劲草。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这时，她忧郁的气质、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钱交学费，她宁愿勤工俭学也不向后母索取。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画笔则显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说集《凤》中自言“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她在“寂静”中思索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于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的编辑，开始其半工半读的生活。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她愿意关注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人生。
1934年春，她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恒的。随后，由于受丁玲作品《水》的影响，她以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为背景，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由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结集出版。同时，她也向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学习戏剧创作。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常鼓励她不但要做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能做导演。这对她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期间，她还结识了欧阳予倩、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里，她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继续深入下层群众中，亲身感受他们的苦难，逐渐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创作打下了基础。
“美专”毕业以后，她离开上海回到开封，并受聘于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因其中有两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判入狱半年。出狱后，她甩掉特务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后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和《女子月刊》编辑，还一度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
虽然屡屡被特务威胁，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刘以鬯
先生在文章中说，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抗战爆发后，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她相信，戏剧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希望借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后来，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虽然在深重的乌云下看不见光明，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她的心头。“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个‘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1938年她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在重庆期间，她还曾两次见到周恩来。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这座阔别已久、千疮百孔的城市。虽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仍然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担任《神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直至1979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红楼梦》研究及改编工作。虽然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她也一直没有离开。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
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她的《打浦桥》就是这样写成的。从1933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写的短篇小说大都收在《旱》与《华北之秋》这两部集子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她在《汉川行》中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表达了她坚持抗日宣传的决心：“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只凭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虽然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她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满足。她觉得只有把当时的情景完全抒写出来，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现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于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励下，她产生了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1936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10月，她的戏剧集《血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她陆续写出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20多个多幕剧以及三本独幕剧作品集。一时间，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出活动，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战斗形式。
在她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说：“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文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会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
对现实的不满促使她的写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这些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反映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在她的笔下，每个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轰轰烈烈的悲壮气质。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是“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对于合作的过程，她也感到很满意，认为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她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尽管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创造着、前进着。她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虽然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仍然活得十分有劲，视文艺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时期，她还不断探索，创作了不少戏剧理论著作，如《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
抗战胜利后，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短篇小说集《落叶》，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几番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她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恋花》成了当时很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业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真实、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视的角落。随后，她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创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相依为命，常有文章见报，但拒绝为自己写传。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友谊和关爱。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着。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钦羡、向往革命的大后方，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汉慰问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还到重庆聆听郭沫若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女子是人类的一半》，并将其整理成文，发表在由她主编的《弹花》月刊上。她在给郭沫若写信时尊称其为“沫翁”。郭沫若回信时，署名为“羽公”，他幽默地对她解释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后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深的。他们相识于1937年，那时作为编辑的她常向茅盾约稿。虽然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居京沪，但笺问始终未断。只有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系，直到1975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听茅盾的近况后，才略知一二。她还冒险给茅盾写了封信，简述近况以报平安，信后她抄录了一首《西湖忆旧》：“黄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签卜解放，茅公知津笑书癫。”以此来询问“第二次解放”的到来。当时年已八旬的茅盾对她很是赞赏，写了长律《清谷行》赠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诗词》中。
长年历经劫难使她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年茅盾80岁生日时，她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说：“秋江孤帆图，甚有飘逸之意致，鄙意原题倘若裁去，则于全布局有损，当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这才作罢。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即书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和《过河卒》两首诗给她，以庆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实秋与她也私交甚笃，还有过愉快的合作。1943年，她为梁实秋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所感动，将其译作收入她主编的《黄河文艺丛书》并出版。后来，她又与梁实秋相互切磋，将其改编为话剧《此恨绵绵》。此剧后来由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演出，并获得好评。日本投降后，他们南北分手，各居旧地。1986年在哈尔滨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她邂逅华裔美籍教授周策纵时，还曾探询梁实秋近况并托言问候。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舍同在文协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华，仰慕之情常溢于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被挂在她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常就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晚年时她自制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张恨水等人的题词。她和许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来往，这些文稿谈诗论画，纵论时事，才情横溢，十分珍贵，后来被她赠与上海图书馆。 田汉曾写过一首七律：“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录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认识这位元多产的女作家的人，都说她“冷”，有男子气概。其实并不尽然。有男子气概不错，但她并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作家。没有热情的人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过更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将它当做面具戴在脸上。
1945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她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千万知识份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过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脑血栓，瘫痪了几年，她后来回忆说：“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帮”后，她获得平反，创作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她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
20世纪80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年以后，她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问世，却也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惟三五百字耳。”
“直以见性，柔以见情。”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独特的历史画面，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贰』 庞熏琹的主要荣誉

庞熏琹先生是“决澜社”的创始者和主要负责人。他从15岁就在国内由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学习四年，有良好的法文基础并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虽是学医，但酷爱绘画。19岁（1925年）弃医远涉重洋到法国巴黎，入叙利思绘画研究所（又译作朱丽安学院）学习两年后，他接受常玉等朋友的劝告不入当时被中国画家所向往的国立巴黎美术学校，而改入艺术气氛活跃的大茅屋画院研习绘画，并结交很多艺友。面对当时流派纷呈的巴黎画坛，他不像有

些留欧的画家，因缺少西方文化的基础而无所适从或格格不入，只能把当时保守的学院派绘画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而他对现代诸流派的变化，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从容地学习和消化。他反对刻板机械地模仿的“自然主义”和所谓“写实派”的绘画，也反对画油画的人去死仿塞尚、仿雷诺瓦、仿毕卡索。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是人类发泄情感的工具‘主张’艺术家利用各自的技巧，自由地、自然地表现出各自的自我”。他回国后，于1932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着实让人们大开了眼界。人们在惊异兴奋中发现：“他的作风，并没有一定的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到抽象的形……许多现在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新奇的尝试。”（倪贻德《艺苑交游记》）尤其是他的纯粹素描，与作为油画底稿的素描所不同，有些中国的淡墨画的意味，其价值不在于描写的是什么，而在于线条的纯美和形体的创造。 傅雷当时在《薰琹的梦》一文中评述：“梦有种种，薰琹的梦却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他把色彩作纬，线条作经，整个的人生作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他观察，体验，分析如数学家，他又组织，归纳，综合如哲学家。他分析了综合，综合了又分析，演进不已。这正因为生命是流动不息，天天在演化的缘故”。庞薰琹具有现代艺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在当时的报刊包括英、法文报都作了热情地报导。他的艺术和艺术思想在30年代的中国西画界是极具鲜明个性和前卫特色的。他的出现被时人称为“是中国留法美术家中的一个奇迹”。固然，庞薰琹的艺术以其新颖的形式赢得了一片喝彩，但在变换的形式中蕴含着他对人生、对命运、对时代的哲思，如反映巴黎荒淫享受的《如此人生》，喻人生舞台就像个赌场的《人生哑谜》，而《慰》抒发了他在“一·二八”事件后观感，《构图》则是他对在“三座大山”压榨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在“决澜社”第三回展中他的一幅《地之子》，因表现了黑暗的社会中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的惨景，而受到反动当局的威胁和恫吓，被迫出走。庞薰琹先生怀着美好的理想，从东方走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到东方，探索中国艺术的振兴之路，开启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新局面。在祖国危难时期，用艺术为民族危亡的命运而呐喊。他的理想和行为，象征了时代的精神和呼唤，也为现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奠定了根基与趋向。他是“人生为艺术，艺术为强国”的中华优秀儿女的代表。
庞薰琹先生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不断吸收、融化和创新，擅长油画、水彩画及白描，尤精图案、装饰艺术设计，是我国现代艺术的先驱者、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拓荒者。

『叁』 请帮忙找些关于倪贻德的资料 谢谢

严肃的现实主义者——倪贻德

3月20日，倪贻德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新落成的美术馆开展，展览为期两周，近60幅倪贻德先生的代表作品，展示了一个革命艺术家的风雨艺程。展览开幕式当天，虽然春天里的雨西湖分外迷人，又恰逢周六，但这个在上午9点多开幕的展览在当时吸引的观众并不是很多，可见，倪贻德的艺术成就和他的知名度远不成和谐的比例。
倪贻德一生的艺术历程与近代美术史上许多艺术家的遭际非常相似，当他们走向人生、走向艺坛的时候，变革的浪潮正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由于特殊的社会情境和文化思潮影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倪贻德参加革命，并在解放后以军代表的身份进入国立艺专，“为人民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倪贻德身份与艺术的最贴切概括。
然而，有证据显示，虽然倪贻德与江丰、莫朴等艺术家对于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解是一致的，认为在当时（20世纪40年代末）“形式主义的绘画必然消灭，而现实主义的绘画必然会成为当前艺术的主流，但他在艺术创作上却走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向看起来更“现实”的主题性、情节性油画创作方向发展，而是走上了主要研究风景画创作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更加艰险的选择。
从其作品的风格和画语录中可以看到：他的油画艺术创作策略是，一方面强调“不失洋画的意味”，同时又注重“在一张油画上表现出整个中国的气氛”；在具体表现上，认为“个性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但美术也不能脱离时代思潮”，他怀着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情怀，在现实中寻找生活中符合表现的题材。因为如此的艺术主张，在倪贻德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在关注现实的同时，绝不缺乏色彩和线条构成的形式美感，强调大块面，用笔精练，和吸收了立体派、野兽派强烈的色彩对比、造型手段的“洋画的意味”，粗犷的线条，概括物象的稳健结构，体面分明，色调清新。其画面的特点不是单纯的物象堆积或情节安排，而是用种种物象以及油画艺术本身的色彩、构成、笔触来构成美丽的画面。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题性、情节性绘画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众所周知，50年代以后中国画中山水、花鸟画的被冷漠和人物画的兴起也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他的作品无疑是特立独行的，其意义如曹意强先生在《中国美术学院70年发展综述·华东分院时期》一文提到的：“他的作品说明，我院推行的现实主义艺术并非是照搬生活，而是宽容的，注重艺术本身的语言，善于从各方面汲取灵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20世纪中国油画艺术中最具精神力度的作品之一；而倪贻德，则可以说是20世纪绘画史上少有的坚守个性、直面艺术的画家中的一个。深入理解他的艺术，可能给当代艺术的贫血症开出一剂对症的良药。
从展览策划与操作的角度讲，此次倪贻德绘画作品展，其深远的意义亦值得一提。随着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园的落成，美术馆的启用，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有了一个绝好的安身之所，这是令人欣慰的。记得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候，获悉有些老先生捐赠学校的书籍字画或隐藏在图书馆角落或常年埋没“深宫”，以及后来社会上时常的文学、艺术名家捐赠引起种种纠纷、作品遭遇流落街头的消息，都如同倪贻德先生优秀的艺术少人喝彩一样，让人感到深深的遗憾。我们无意在今天指责什么或赞扬什么，但是，优秀的作品在艺术家创作时和完成后都是其生命所系。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艺术家们的心血所在，徒然随波逐流，都不能只归咎于物质或是人事条件的种种不足。对于我们来说，想想这些作品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我们就应该冷静地反思：在我们习常的活动中，我们的行为常常助长和弘扬了什么？又压制甚至打击了什么？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杨桦林先生表示，这样的展览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将举办其他老艺术家捐赠作品的展览，我们拭目以待。对于观众而言，期盼的是有机会欣赏到那些凝聚艺术家心血的精彩作品，但是对于许多捐赠了作品的艺术家及其后人，期待的是完成或者说实现一个夙愿。严肃的现实主义关注真实的情感，有时候甚至是琐细的事实。

著有《玄武湖之秋》(小说)，《东海之滨》(散文集)，《西洋画概论》、《水彩画研究》、《艺术漫谈》、《近代艺术》、《西洋美术史纲要》、《西洋画研究》、《西画论丛》、《倪贻德画集》等。

『肆』 中国古代爱情诗两大支脉那

没有“爱情诗”这一说法吧。我只知道有“浪漫主义”，你从哪里听说爱情诗的？

浪漫主义诗派，也没有支脉这一说法吧。细分的话，一般都分成古典浪漫主义和现代浪漫主义。
也有其他分法，大多不成流。
古典浪漫诗派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韩愈的《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孟郊的《洛桥晚望》、贾岛的《剑客》，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
现代浪漫诗派代表诗人有：郭沫若、成信吾、邓均吾、闻伯奇、倪贻德、洪为法、穆木天、王独清等，代表作有郭沫若的《女神》。

如果你是想找浪漫主义的古诗词的话，推荐柳永、苏轼、李白。

『伍』 什么是自叙传抒情小说

自叙传抒情小说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以郁达夫和倪贻德为代表。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使自叙传小说成为一种潮流。作品中以第一人称写“我”，即叙述者自己，最常用的手法是直抒胸臆，即在表现自我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情景时，以充满激烈情绪的笔调去描写，在事件的叙述中作坦率的自我解剖。
编辑本段自叙传小说的抒情性
抒情性就是以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在郁达夫小说中，情节居于次要的地位，郁达夫不喜欢叙述外部的事件。郁达夫感兴趣的是，内心生活。特别是内心世界中非常个人化的隐秘情感，甚至变态情感。是灵与肉的冲突。道德与欲望的冲突。《沉沦》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种抒情性，事实上就是强调作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感受。作家在写作是时候，不是写看到了什么，而是写感到了什么。就是外部事物在心灵中的体验，所引起的感情。那么，这里就需要对他的自叙传的文学观进行更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自叙传，并不是记录自我外部经历。而是凸现自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体验。在郁达夫那里，文学就是心灵的东西，而不应该是所谓的写实外部世界。 “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 这种抒情性，就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浪漫主义主张写内心世界，崇拜自我，灵感。在五四时期，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而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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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倪贻德的简介

倪贻德(1901--1970)，笔名尼特，自幼爱好绘画艺术，中学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留校任教，致力于美术理论和绘画技法的研究，常在校刊《美术》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有独 特见解的美术理论和作品评论，积极介绍国外先进绘画艺术。1923年参加“创造社”进行文学创作，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后起之秀。受郁达夫的自我抒情小说的影响颇大。
1926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于日本川端绘画学校。1928年，日军侵犯我国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他愤然回国，先后在广州、武昌、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组织“摩社”，主编《艺术旬刊》杂志。1932年秋，他和庞薰琴等组织决澜社，以表现新艺术形式举办三次画展，富有狂风般的激情，向沉寂、庸俗、衰颓的画界冲击，使中国画坛出现新兴气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跟随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任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美术科长，后在西南联大、英士大学、国立艺专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自办西湖艺术研究所，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

『柒』 倪贻德的倪贻德艺术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191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日本，1931年与庞薰琹等人发起组织“决澜社”。1938年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任美术科代科长，后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授。解放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术》杂志主编等职。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倪贻德的艺术思想经过了“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转变。30年代的“决澜社”活动和同时期对西方现代绘画的研究体现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而“为人生而艺术”则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产生的认识。在重庆时，他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有所接触和交流，同时也有机会学习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他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开始认识到纯粹绘画这条路没有繁衍的土壤的，应当为人民而艺术、为革命而艺术。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经常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街头去接近工农群众，画速写，教导学生以自己的艺术反映人民生活。
他钟情自然但绝不做自然的奴隶。“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美术作品，偏于空想或泯于写实都不能成为好的美术家”是他的信条。因为无论怎样忠实地描写，也只不过再现自然的表面，并不能满足对自然本质的要求。他观察生活总是把全副精神都扑上去，使物我交融，务得其神，审度经营，成竹在胸，所以能得心应手。譬如描绘一位战士，不仅是把战士的外形摹仿在画面上，而且要进一步地表现战士勇敢坚毅的本质。在构图、线条和色调上，要经过作者主观的选择与支配，使观众不单得到战士的印象，而且藉画面上的构图、色彩和线条的启示，产生奋发的精神向上的心境。他认为，为人民的绘画必须用人民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对人民的精神有启示作用。他说：“现实主义的绘画是追求内容和形式的一致，为人民而制作的绘画必须有一个为人民所能接受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更须在现实生活的反映中启示人类精神的向上：生产的讴歌，劳动力的颂赞，将成为绘画表现的主题；力的美，健康的美，代替了病态与畸形。”
50年代，倪贻德主张从本质上认识民族艺术，他对民族艺术传统，对欧洲各国美术各时期各家各派的不同风格、不同技巧，不间断地作广泛深入的钻研，并融为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外来艺术必须要民族化，油画应该是中国的油画、时代的油画，且油画民族化的“正确道路应当是油画的特点和民族绘画的特点的高度结合”。在《桥头》这幅画面概括、色彩单纯的作品中，他发挥了油画表现光影和色调之所长，又强调了线的运用，以粗浑有力的线条，表现了建筑物、树木等景物的形态，仿佛有书法之力和中国画的神韵，然而它又是油画。
倪贻德擅画风景，兼擅油画、水彩和速写，各类题材作品丰盛。他的画果断、明确、纯朴、坚实，用笔精炼，以简驭繁，色调爽利，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清新浓郁，作品重视塑造对象的精神实质而具有鲜明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