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沈从文的短文并赏析
街----沈从文散文
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
那里住下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作军队上搬运军火的案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 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限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
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在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作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伸出憔悴的手来，便捷地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
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的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各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到屋檐下的带样，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气，轻轻的叹着气，用兽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她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由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货人的买卖了。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
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的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饿哭了，就拉开前幅的衣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
街上也常常有穿了朱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这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的换了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
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以看见到一个妇人持了一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的孩子们皆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
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认字的人，念及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们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
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的从街这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
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了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 “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为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相碰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的哭了。
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便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下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
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街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嚎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
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须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门户。
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的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
赏析：
散文《街》是沈从文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完成的。当时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军阀割据，为了扩大势力，他们都纷纷到处抓壮丁充军，甚至冒充土匪抢人。散文《街》描写的正是当男人都被抓走后，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的生活。
这篇散文首先从这条街的早晨写起，表面上看起来，这条街的白天与别处没有什么两样一样是繁忙忙碌，但随着日头的渐渐远去尤其是到了黄昏，这条街慢慢显出与别处的不同来：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女人孩子对家人的翘首企盼。在这里沈从文用了画龙点睛的寥寥几笔就把小街上女人对于在外亲人的思念生动刻划了出来：女人“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并且哄着小孩说“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黄昏是动感情的时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笔下，我们看到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惆怅地盼望浪子的归来，待字闺中的少女们在心听求爱的小夜曲，还有背井离乡的旅人在黄昏中勾起浓重的乡愁。而在沈从文散文《街》中我们则看到女人对于自己家人的思念。
散文最后写“阴雨天的夜里”周围的山上有狼低泣的声音，街道上传来打更人的梆子声，此情此景读来何等凄凉难耐!
街总是不寂寞的，因为孩子们无知的吵闹和女人们辛勤的劳动使这条长长的街看起来生机勃勃。然而在这背后又是什么呢？无尽的悲哀。无尽的寂寞。无尽的思念。她们想念丈夫，她们渴望再见到他们。每当她们看见新娘子，总会完全把手中的工作放下，站在门口满怀欣喜的眺望着，直到看不见她的背影时才重重的叹口气，回到自己的工作里去；每当她们等来一封信，就会一起围上去，找个识字的人念着听。她们多么希望那新娘子是自己，多么怀念以前的日子；她们多么希望那信是寄给自己的，多么害怕自己的丈夫死去甚至杳无音讯。她们固执的相信，固执的等待，任凭年华流逝，岁月蹉跎。或许她们已经不再年轻，或许她们已经不再拥有美丽的容颜，或许她们已经将孩童抚育成人，或许她们的泪水已经流尽，希望已经渺茫。然而她们依然在等待，依然在承受着生存的压力与生活的寂寞。
望着年轻的女子一个个出嫁，长街古老的灰色渐渐被丝绸衣衫喜庆的大红色渲染，她们哄着怀中哭闹的孩童，黑色瞳孔中一望无际的寂寞足以让一切绚丽的色彩瞬时凋零。望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喃喃的问着她们：“爸爸呢？我想爸爸！我要爸爸！”，就算她们的心中涌起千层波浪，眼中泪水翻腾，也仍要在孩子面前一边笑一边找个理由搪塞。街对面的妇人夜晚烧纸的时候，哭声在长街上久久萦绕，她们的孩子望着夜色中异常耀眼的火光无知的笑，而她们却在红艳艳的火光中思念远方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否还在呢？”她们也曾无数次这样问。然而回答她们的只有寂静长街那头凄厉的狼嗥。
在描写手法上，《街》通过一个偏远的小城表面“热闹”其实寂寞的生活场景的刻画，反映了军阀混战下的人们的生活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没有了“男人”的妇人们的深切同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对小城看似平静其实饱含深情的生活状态的描写。 饱含深情的生活场景描写。文章就是写小城的一天的生活，“各个人家开了门……到街市尽头去提水。”“这一条街静静地像在午睡……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这样的生活场景描写处处可见，看似热闹的背后是妇人独立支撑的寂寞与乏生气。细腻的笔触让小城的一天生动再现，看似冷静的刻画的背后是作者那颗悲悯的心。 含泪的心理描写。“因为她一定想着一些事情……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妇人心不在焉，说明了她们对男人的思念牵挂之切，“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寂寞的等待，无奈的“娱悦”，虽然是歌声，可是这歌声却让我们心酸落泪。“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以乐写哀，无知孩童的乐，反衬的是妇人失去男人的无限悲哀。 除了生活场景与环境的描写，本文还运用了动作、语言描写，灵活多样的描写，处处写真，处处含泪，感人至深。
B. 沈从文作品赏析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所以他的书里有浓厚的湘西风格，例如边城里的风景描写，很有地域特色．
C. 沈从文《静》的好句
<静>开始的一段文字。是一个远 背景：长长的春 日，悠悠的云影，打瞌睡的老人，放风 筝的少年，断了线的风筝⋯ ⋯镜头拉近，是一个站在 晒台上看风景的小女孩。邻家的晒台、晒台上的衣 服、小河、草坪、小庙、桃花⋯⋯ 一一尽现眼底。没有 人声的喧嚣。河水温柔地流着，“景象极为沉静”。然 而。五颜六色的花朵和开得正热闹的桃花却在沉静 中进发出盎然生机。如果上面的景物是相对静的， 放风筝的人。吹芦管的小孩，三五匹从容吃草的马则 是动的。不止这些，小女孩看到的还要多。摆渡的人 闲时安然自在，躺在石块上睡觉，忙时也不忘斤斤计 较，或者是和过渡人争价钱吧，认真中透出几分可 爱；小尼姑自得其乐地洗衣服，童心未泯地喊自己的 名字玩。这秀丽的景色。这 自在的人们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和谐安详的生活图景，营造了一种和平 静穆的田园意境。当读者沉浸在充满牧歌情调的景 物美、人情美之中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故事已经开 始。这秀丽恬静的风土人情只是一个大背景。 喜欢在青山绿水，人情风俗构成的宁静悠远的 氛围中展开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
D. 沈从文短篇小说渔概括
沈从文短篇小说《渔》是一部很值得回味的作品，写于1929年，正好是“从文成熟时”。它贯通“过去”和“现在”，连通人事中的“神性”和“魔性”，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讲的虽是两个家族及两个兄弟的事，其所指却是两个民族的关系。开篇后，《渔》里面提到的湘西华山寨乌鸡河两岸“甘”、“吴”两族的争斗与鲁迅小说《药》里面华家、夏家的譬喻色彩如出一辙，直接指向便是苗汉两族的民族斗争，书中写道：“在那里，有两族极强，属于甘家为大族，属于吴家为小族。小族因为族小，为生存竞争，子弟皆强梁如虎如豹。大族则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读书识字者比持刀弄棒者为多。象世界任何种族一样，两族中在极远一个时期中在极小事情上结下了冤仇，直到最近为止，机会一来即有争斗发生。”
“过去一时代，这仇视，传说竟到了这样子。两方约集了相等人数，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互相流血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平常事情……”
“甘族”自然就是汉族了，“吴族”则为苗族，两族之间的斗争直至煮人为食，斗争之残忍想而易见，而这却并非短暂的刀兵相接，而是持久战，因为“相传在这地方过去两百年以前，甘吴两姓族人曾在乌鸡河荒滩上各聚集了五百余彪壮汉子大战过一次，这一战的结果是双方同归于尽……岸上还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而在“现今”两族合作时，虽然“野蛮的杀伐已经演变为‘渔’”，但离去的父亲还是交代下来了复仇之事，用祖传下来的刀去“流那曾经流过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属于朝字辈仇人的血”（《渔》）。
《渔》是一部主题很隐蔽的作品，但深入其中我们便能感觉到这部讲族与族之间斗争的小说其主题却是和平主义的，它显扬的明显是神武不杀柔情似水的“弟弟”龙朱一样的人物，而不是那个拿祖传宝刀斫鱼杀蛇的“哥哥”，这其实就是用辨证的眼光看待民族的传统、家国的争斗等，是对民族未来的跨越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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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链接: http://wenku..com/view/0e8ab6bef121dd36a32d82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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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沈从文往事文本赏析从叙述和语言角度简要赏析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
F. 试举例分析沈从文小说的抒情性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G. 读沈从文的《静》有感
《静》是沈从文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我们在这短短的十几页里可以看到他艺术上各方面的成就。故事讲的是一个饱经离乱之苦的家庭，男的在军中，女的带着儿女疏散到一个小镇暂住，等候三个男人的消息和接济。母亲肺病咯血，躺在床上养病。大女儿和媳妇到外边求神问卜去了，丫头翠云在洗衣服。春天的日子很长。全家人中比较自由从容的只有15岁的岳珉和5岁的北生。他们因为年纪小，没有完全被家庭所处窘境所困住。沈从文这篇美丽的小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人所写的。
作者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成功而又自然的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在作品中营造了一种静穆的气氛，一种由作品中人物无援无助的心境衬托出来的悲伤的情绪。
小说一开头便提及“风筝”这一物象，写到少年人在春日里放风筝，什么时候风筝脱线了，各处便有人仰了头望天空，小孩子们都大声乱嚷，盼望那脱了线的风筝落到自己家的天井里。小说一开头提及的风筝并非闲笔，风筝本就一线牵，在空中随风飘摇不定，一时大风突起就可能断了线，永远都不再回来。这正象征了战乱时代下层人民的命运，他们生逢乱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体地讲，这孩子们都盼望着的风筝正象征着岳珉的爸爸和哥哥们，他们在外打仗，杳无音讯，家人们正焦急的盼望着他们的归来，而他们能不能回来，究竟要什么时间回来，这都如那天空中飘摇的风筝一样不可捉摸。风筝这一物象在小说后文又一再提及，似乎在暗示故事的悲惨结局。例如下文写道：“岳珉和北生上了晒楼，数天上大大小小的风筝。”“坪里也有三个人坐在大石头上放风筝”“小尼姑又望了一阵天上的风筝，才从容不迫的从提篮里拿出一大束青菜”当大姐和嫂嫂回来后看到病重的母亲时大家都想说些好消息来安慰母亲，岳珉也有意的提到了风筝。她说：“姐姐，大嫂，先前有一个风筝断了线，线头搭载瓦上拽过去，隔壁那个妇人用竹竿捞不着，打破了许多瓦，真好笑。”这不仅仅是能否得到断了线的风筝的问题，这在暗示小女孩告诉妈妈别人家的男人也没有回来，从而达到安慰母亲的目的。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下文提到翠云丫头时，翠云说：“看呀，看呀，快来看呀。一个一块瓦大的风筝跑了。快来，快来，就在我们头上，我们捉住它。”这时岳珉也抬头看到了，隐隐约约还看到一条白线，在很长的天空摇摆。接着又写到：“也不知是为看风筝还是为看新娘子，岳珉仍然上了晒楼”她直到看到远近各处人家的烟子，才下了楼。这样的文字，看似写景，实则写情。作者在平铺直叙中充满了对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看风筝也是在盼望着亲人们的回归。字里行间充满了忧伤的情绪。情景交融，物我合一。
小说中还提及了大量生活中常见的人和物。如岳珉和北生在晒楼上看到的像一块大绿毡子的“坪”；新发芽的“葡萄藤”；很温柔的流着的“小河”；开的正热闹的“桃花”；黄澄澄的如金子的“油菜花”；从容吃草的“三匹白马，两匹黄马”“两人望到青草，望到白马，望到一切，小孩子快乐的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这些春天里的物象是那么的清新，那么充满生机与希望，它们是自由和幸福的象征。也正象征着两个孩子在窘困的生活中对未来、对明天抱有的丝丝希望，期盼家人团聚，期盼自己能实现梦想。正体现了作者擅长捕捉自己的感觉印入物象这一特点。寓人生理想于自然美和人性美之中，创造出现实与梦幻浑然一体的迷人意境，具有朦胧悠远而又原始的审美特征。《静》虽说是一篇小说，但它很特别，写得很别致，不像一般小说那样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它特别执着于平常物象在作者主观情感的浸染中所呈现出来的诗情画意。所以这是一篇充满了诗意的灵动的抒情小说。
由于它的灵动，它的细腻，扣响了我的心门，我对它是久久难于忘怀，沉浸其中，宛如穿越到了那一时空，去感受，去遐想，那未知的风筝将飞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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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沈从文《边城》赏析
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的现实世界是不够的，他（她）还必须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即理想的世界。
《边城》是沈从文美丽而带点伤感的恋乡梦，是沈从文理想的世界，诗意的世界。边城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
《边城》进述的是一个哀婉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
沈从文以如椽巨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以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田园诗般的边城世界。这里的人民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妓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俨然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桃源仙境。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这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
《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传神笔法较深的熏陶，它的人物更具东方式的恬静的美，如翠翠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沈从文用诗一般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湘西山区的风俗画，翠翠的身体自然消融在四周的青山绿水、春风黄麂之间。
翠翠的形象便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据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先生考证，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另一个来源就是师母。小说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如老船夫的纯朴、诚实、坚忍，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船总的慷慨好施，正直豪爽；傩送和天保的英俊健硕，知情晓义等，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边城》的结局模糊而悠远：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内心为优美而感伤的希冀所充满，盼着二老傩送的归来，并盼着美丽的翠翠戴上红色头盖出嫁的日子。
“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远离“边城”而作于都市的梦。
《边城》蕴含着诗一般的意境和韵味。无论是“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的早春，还是“再落个不停，溪面一片烟”的初夏，都显示出远离人事纠葛的和谐氛围。作者不仅创造了诗一样的意境，而且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与景物以深厚的象征意味。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
《边城》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得如此朴素，悲剧得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边城》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
《边城》是一篇小说，但更像一首二十一个断章组成的长诗。整部小说散发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刘西渭誉之为：“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咀华集》）。美学家朱光潜评价道：“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心坎那一股沉郁隐痛”，“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
I. 沈从文充满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什么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的文章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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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J. 沈从文散文摘抄,概述,赏析.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现代文学大师，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前，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边城》、《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被人称为多产作家。1949年后转入从事艺术史研究，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传世。
沈从文散文概述：沈从文散文代表作是《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三部散文集等。后两部散文集，在内容上互为表里，在结构上互为经纬，是以湘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会了作者对湘西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代表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对沈从文散文的评价与感想：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这些散文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散文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湘行散记
之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我自从离开了那个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以后，独自坐到这只小船上，已闷闷的过了十天。
小船前后舱面既十分窄狭，三 个水手白日皆各有所事：或者正在吵骂，或者是正在荡桨撑
篙，使用手臂之力，使这只小船在结了冰的寒气中前进。有时两个年轻水手即或上岸拉船
去了，船前船后又有湿淋淋的缆索牵牵绊绊，打量出去站站，也无时不显得碍手碍脚，很
不方便。因此我就只有蜷伏在船舱里，静听水声与船上水手辱骂声，打发了每个日子。
照原定计划，这次旅行来回二十八天的路程，就应当安排二十二个日子到这只小船上。
如半途中这小船发生了什么意外障碍，或者就多得四天五天。起先我尽记着水獭皮帽子的
朋友“行船莫算，打架莫看”的格言，对于这只小船每日应走多少路，已走多少路，还需
要走多少路，从不发言过问。
他们说“应当开头了”，船就开了，他们说”这鬼天气不成，得歇憩烤火”，我自然
又听他们歇憩烤火。天气也实在太冷了一点，篙上桨上莫不结了一层薄冰。我的衣袋中，
虽还收藏了一张桃源县管理小划子的船总亲手所写“十日包到”的保单，但天气既那么坏，
还好意思把这张保单拿出来向掌舵水手说话吗？
我口中虽不说什么，心里却计算到所剩余的日子，真有点儿着急。
三个水手中的一人，似乎已看准了我的弱点，且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看准了我另外
一项弱点，想出了个两得其利的办法来了。那水手向我说道：“先生，你着急，是不是？
不必为天气发愁。如今落的是雪子，不是刀子。我们弄船人，命里派定了划船，天上纵落
刀子也得做事！”
我的坐位正对着船尾，掌舵水手这时正分张两腿，两手握定舵把，一个人字形的姿势
对我站定。想起昨天这只小船搁入石罅里，尽三人手足之力还无可奈何时，这人一面对天
气咒骂各种野话，一面卸下了裤子向水中跳去的情形，我不由得微喟了一下。我说：“天
气真坏！”
他见我眉毛聚着，便笑了。”天气坏不碍事，只看你先生是不是要我们赶路，想赶快
一些，我同伙计们有的是办法！”
我带了点埋怨神气说：“不赶路，谁愿意在这个日子里来在河上受活罪？你说有办法，
告我看是什么办法！”
“天气冷，我们手脚也硬了。你请我们晚上喝点酒，活活血脉，这船就可以在水面上
飞！”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正当，便不追问先划船后喝酒，如何活动血脉的理由，即刻就答应
了。我说：“好得很，让我们的船飞去吧，欢喜吃什么买什么。”
于是这小船在三个划船人手上，当真俨然一直向辰河上游飞去。经过钓船时就喊买鱼，
一拢码头时就用长柄大葫芦满满的装上一葫芦烧酒。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
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在这样一条河水里旅行，望着水光出色，体会水手们在工作
上与饮食上的勇敢处，使我在寂寞里不由得不常作微笑！
船停时，真静。一切声音皆为大雪以前的寒气凝结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
的流过去，——使人感觉到它的声音，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三个水手把晚饭吃过后，
围在后舱钢灶边烤火烘衣。
时间还只五点二十五分，先前一时在长潭中摇橹唱歌的一只大货船，这时也赶到快要
靠岸停泊了。只听到许多篙子钉在浅水石头上的声音，且有人大嚷大骂。他们并不是吵架，
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
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
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可是这些粗人野人，在那吃酸菜臭牛肉说野话的口中，高兴唱
起歌来时，所唱的又正是如何美丽动人的歌！
大船靠定岸边后，只听到有一个人在船上大声喊叫：“金贵，金贵，上岸××去！”
那个名为金贵的水手，似乎正在那只货船舱里鱿鱼海带间，嘶着个嗓子回答说：“你
××去我不来。你娘××××正等着你！”
我那小船上三个默默的烤火烘衣的水手，听到这个对白，便一同笑将起来了。其中之
一学着邻船人语气说：“××去，×你娘的×。大白天象狗一样在滩上爬，晚上好快乐！”
另一个水手就说：
“七老，你要上岸去，你向先生借两角钱也可以上岸去！”
几个人把话继续说下去，便讨论到各个小码头上吃四方饭娘儿们的人材与轶事来了。
说及其中一些野妇人悲喜的场面时，真使我十分感动。我再也不能孤独的在舱中坐下了，
就爬到那个钢灶边去，同他们坐在一处去烤火。
我搀入那个团体时，询问那个年纪较大的水手：“掌舵的，我十五块钱包你这只船，
一次你可以捞多少！”
“我可以捞多少，先生！我不是这只船的主人，我是个每年二百四十吊钱雇定的舵手，
算起来一个月我有两块三角钱，你看看这一次我捞多少！”
我说：“那么，大伙计，你拦头有多少！全船皆得你，难道也是二百四十吊一年吗？”
那一个名为七老的说：“我弄船上行，两块六角钱一次，下行吃白饭！”
“那么，小伙计，你呢？我看你手脚还生疏得很！你昨天差点儿淹坏了，得多吃多喝，
把骨头长结实一点点！”
小子听我批评到他的能力就只干笑。掌舵的代他说话：“先生要你多吃多喝，你不听
到吗？这小子看他虽长得同一块发糕一样，其实就只能吃能喝，撇篙子拉纤全不在行！”
“多少钱一月？”我说。“一块钱一月，是不是？”
那个小水手自己笑着开了口，“多少钱一月？十个铜子一 天，——×他的娘。天气多
坏！”
我在心中打了一下算盘，掌舵的八分钱一天，拦头的一 角三分一天，小伙计一分二厘
一天。在这个数目下，不问天气如何，这些人莫不皆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
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
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
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
的人。想起了这件事情，我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掌舵的，你在这条河里划了几年船？”
“我今年五十三，十六岁就到了船上。”
三十七年的经验，七百里路的河道，水涨水落河道的变迁，多少滩，多少潭，多少码
头，多少石头——是的，凡是那些较大的知名的石头，这个人就无一不能够很清楚的举出
它们的名称和故事！划了三十七年的船，还只是孤身一人，把经验与气力每天作八分钱出
卖，来在这水上飘泊，这个古怪的人！
“拦头的大伙计，你呢？你划了几年船？”
“我照老法子算今年三十一岁，在船上五年，在军队里也五年。我是个逃兵，七月里
才从贵州开小差回来的！”
这水手结实硬朗处，倒真配作一个兵。那分粗野爽朗处也很象个兵。掌舵的水手人老
了，眼睛发花，已不能如年青人那么手脚灵便，小水手年龄又太小了一点，一切事皆不在
行，全船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昨天小船上滩，小水手换篙较慢，被篙子弹入急流里去时，
他却一手支持篙子，还能一 手把那个小水手捞住，援助上船。上了船后那小子又惊又气，
全身湿淋淋的，抱定桅子荷荷大哭。他一面笑骂着种种野话，一面却赶快脱了棉衣单裤给
小水手替换。在这小船上他一个人脾气似乎特别大，但可爱处也就似乎特别多。
想起小水手掉到水中被援起以后的样子，以及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脱下了裤子给他掉换，
光着个下身在空气里弄船的神气，我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感情。我向小水手带笑说：
“小伙计，你呢？”
那个拦头的水手就笑着说：“他吗？只会吃只会哭，做错了事骂两句，还会说点蠢话：
‘你欺侮我，我用刀子同你拚命！’拿你刀子来切我的××，老子还不见过刀子，怕你！”
小水手说：“老子哭你也管不着！”
拦头的水手说：“不管你你还会有命！落了水爬起来，有什么可哭？我不脱下衣来，
先生不把你毯子，不冷死你！十 五六岁了的人，命好早×出了孩子，动不动就哭，不害羞！”
正说着，邻船上有水手很快乐的用女人窄嗓子唱起曲子，晃着一个火把，上了岸，往
半山吊脚楼取乐去了。
我说：“大伙计，你是不是也想上岸去玩玩？要去就去，我这里有的是零钱。要几角
钱？你太累了，我请客！”
掌舵的老水手听说我请客，赶忙在旁打边鼓儿说：“七老，你去，先生请客你就去，
两吊钱先生出得起！”
他妩媚的咕咕笑着。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取了值四 吊钱的五角钞票递给他。小水
手笑乐着为他把作火炬的废绳燃好。于是推开了篷，这个人就被两个水手推上了岸，也摇
晃着个火把，爬上高坎到吊脚楼地方取乐去了。
人走去后，掌舵的水手方把这个人的身世为我详细说出来。原来这个人的履历上，还
有十一个月土匪的经验应当添注上去。这个人大白天一面弄船一面吼着说：“老子要死了，
老子要做土匪去了，”种种独白的理由，我方完全明白了。
我心中以为这个人既到了河街吊脚楼，若不是同那些宽脸大奶子女人在床上去胡闹，
必又坐到火炉边，夹杂在一群划船人中间向火，嚼花生或剥酸柚子吃。那河街照例有屠户，
有油盐店，有烟馆，有小客店，还有许多妇人提起竹篾织就的圆烘笼烤手，一见到年青水
手就做眉做眼，还有妇女年纪大些的，鼻梁根扯得通红，太阳穴贴上了膏药，做丑事毫不
以为可羞。看中了某一个结实年青的水手时，只要那水手不讨厌她，还会提了家养母鸡送
给水手！那些水手胡闹到半夜里回到船上，把缚着脚的母鸡，向舱里同伴热被上抛去，一
些在睡梦里被惊醒的同伴，就会喃喃的骂着，“溜子，溜子，你一条××换一只母鸡，老
子明早天一亮用刀割了你！”于是各个臭被一角皆起了咕咕的笑声。……我还正在那个拦
头水手行为上，思索到一个可笑的问题，不知道他那么上岸去，由他说来，究竟得到了些
什么好处。可是他却出我意料以外，上岸不久又下了河，回到小船上来了。
小船上掌艄水手正点了个小油灯，薄薄灯光照着那水手的快乐脸孔。掌艄的向他说：
“七老，怎么的，你就回来了，不同婊子过夜！”
小水手也向他说了一句野话，那小子只把头摇着且微笑着，赶忙解下了他那根腰带。
原来他棉袄里藏了一大堆橘子，腰带一解，橘子便在舱板上各处滚去。问他为什么得了那
么多橘子，方知道他虽上了岸，却并不胡闹，只到河街上打了个转，在一个小铺子里坐了
一会，见有橘子卖，知道我欢喜吃橘子，就把钱全买了橘子带回来了。
我见着他那很有意思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时所作的事，对于他自己感觉如何愉快，我
便笑将起来，不说什么了。四个人剥橘子吃时，我要他告给我十一个月作土匪的生活，有
些什么可说的事情，让我听听。他就一直把他的故事说到十二 点钟。我真象读了一本内容
十分新奇的教科书。
天气如所希望的终于放晴了，我同这几个水手在这只小船上已经过了十二个日子。
天既放晴后，小船快要到目的地时，坐在船舱中一角，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使我发
生无限感慨。十六年以前，河岸两旁黛色庞大石头上，依然是在这样晴朗冬天里，有野莺
与画眉鸟从山谷中竹篁里飞出来，在石头上晒太阳，悠然自得的啭唱悦耳的曲子，直到有
船近身时，又方始一齐向竹林中飞去。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
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去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
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
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小船到达我水行的终点浦市时，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个经过昔日的繁荣而衰败了
多年的码头，三十年前是这个地方繁荣达到顶点的时代。十五年前地方业已大大衰落，那
时节沿河长街的油坊，尚常有三两千新油篓晒在太阳下，沿河七个用青石作成的码头，有
一半还停泊了结实高大四橹五舱运油船。此外船只多从下游运来淮盐，布匹，花纱，以及
川黔边区所需的洋广杂货。川黔边境由旱路运来的朱砂，水银，苎麻，五---''子，莫不在
此交货转载。木材浮江而下时，常常半个河面皆是那种大木筏。本地市面则出炮仗，出印
花布，出肥人，出肥猪。河面既异常宽平，码头又特别干净整齐，虽从那些大商号里，寺
庙里，都可见出这个商埠在日趋于衰颓，然而一个旅行者来到此地时，一切规模总仍然可
得到一个极其动人的印象！街市尽头河下游为一长潭，河上游为一小滩，每当黄昏薄暮，
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云为落日余晖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时，大帮货船从上而下，摇船
人泊船近岸，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的催橹歌声，又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的歌声！
如今小船到了这个地方后，看看沿河各码头，早已破烂不堪。小船泊定的一个码头，
一共有十二只船，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
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有七只船还在小桅上或竹篙上，悬了一个
用竹缆编成的圆圈，作为“此船出卖”的标志。
小船上掌艄水手同拦头水手全上岸去了，只留下小水手守船，我想乘天气还不曾断黑，
到长街上去看看这一切衰败了的地方，是不是商店中还能有个把肥胖子。一到街口却碰着
了那两个水手，正同个骨瘦如柴的长人在一个商店门前相骂。问问旁人是什么事情，方知
道这长子原来是个屠户，争吵的原因只是对于所买的货物分量轻重有所争持。看到他们那
么气急败坏大声吵骂无个了结，我就不再走过去了。
下船时，我一个人坐在那小小船只空舱里让黄昏来临，心中只想着一件古怪事情：
“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
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一时自然不会得到任何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