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有什么轻松幽默的小说
《古有此女天下乱》(作者:月凉)这个小说很搞笑,内容轻松,没有很深的阴谋,文字精彩,口才好!
B. 有没有关于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有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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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罗贯中为什么要写三国演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籍贯问题存有多种说法,如山西太原说,山东东原说,浙江钱塘说,浙江慈溪说等。人民网太原6月18日电 记者罗盘报道:日前,由山西省祁县政协组织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祁县政协文史资料《解读罗贯中》正式发行。该书用许多翔实的史料和图片,介绍了祁县发现罗贯中家谱并证明罗贯中是祁县西支乡河湾村人的全过程。罗贯中作为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奇才,他为世人留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许多不朽之作。但他的祖籍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祁县考古爱好者杨立仁等,历时十年,发现了罗贯中的家谱、神轴、砚台、罗氏祠堂等一批珍贵文物,为解开罗贯中祖籍之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经考古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一批专家鉴定证明,罗贯中是祁县河湾村人。
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和戏曲,但以小说成就为主。关于他的小说,《西湖游览志馀》称他“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作品,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这些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就最高。全书以宏大的结构描绘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作品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动乱时代人民的痛苦和对清明政治、对仁君的向往,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简洁明快而又生动。它把历史和文学自然结合,有现实的描绘,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为嘉靖本,最为流行的本子是清朝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本。除小说创作外,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现存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杂剧的基本思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类似,描写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希望通过“正三纲、谨五常”来结束奸雄争霸造成的悲惨局面。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大约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的缘故吧,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朝蒙古族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幕客。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似乎应得益于他政治上的失意。正是由于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罗贯中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司马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网络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据记载,罗贯中性格清高,与人寡合。他经历了元末农民战争和社会大动荡,与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有过联系,在当时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罗贯中的文学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还写过戏曲作品《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三国演义》代表了罗贯中文学上最高的成就,它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作品,也是明清长篇历史小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起,至西晋统一止的近一百年的历史。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种种斗争。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了四百多个人物,通过夸张,渲染,对比等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了孔明、曹操、关羽、张飞、周瑜、司马懿等几十个典型人物。
《三国演义》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条理清晰。罗贯中善于描写战争,全书一百二十回,描写了大小40多次战争,每次战争都写出了各自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方略等,有声有色,绝无雷同之感。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它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把封建社会的斗争和历史演变的状况介绍给广大人民。不少农民战争以《三国演义》中的战略战术为借鉴,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三国演义》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大大迈进一步,标志着历史小说的辉煌成就。
D. 蒙元时代传奇人物和传奇事迹有哪些
700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槛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该书汉译本已出版)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大约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或商船间的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监禁。他与一个至少写过几种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鲁思梯切诺关在一起。《世界记》序言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元1298年,他(指马可·波罗)因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之中,很想打发空闲时间并向读者提供消遣读物,于是让囚于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先生将他所述这些内容全部笔录下来。”这部书在欧洲被广为传抄、译介,因此使马可·波罗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传奇式英雄,当然也因此使各种写本或译本的内容及文字之间发生极大的差异。这曾让近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绞尽脑汁,“为了译出一部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种抄本,以致有些页引用各式文本达四十二种之多”。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是西部欧亚、西亚以及西南欧之间的居间贸易活动。所以他们可能经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根据《世界记》的介绍,1260年初,他们在那里经商时,正遇到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归途受阻,他们就继续东行,盘留于锡尔、阿姆两河间的不花刺等地。后来随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上都。这时应当是1265年中叶前后。据说在回国的时候,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国书带达罗马教廷。1271年,他们又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终携带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到达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春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留居长达17年之久。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剌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
尽管汉文材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我们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与马可·波罗的在华事迹相关。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阔阔真公主之事。据马可·波罗说,伊利汗阿鲁浑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个与已死王妃同族属的女人。忽必烈选择了一位公主让三名使臣带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别是Cocacin(阔阔真),Oulatai(比较下文中的“兀鲁癑”)、Apusca(比较下文中的“阿必失呵”)和Coja(比较下文中的“火者”)。在《永乐大典》摘抄的关于元代“站赤”(即驿站管理系统)的公文中,有一条材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疲、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按指支发沿途的食宿津贴),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这一则材料所说“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使臣,就是护送阔阔真西行的奉迎使。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所说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使团回到波斯时,三人中除火者外已死去两人。所以波斯语文献中就只有火者一人的名字。除非马可·波罗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汉语的文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遥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位在内的三名使臣的名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与三使臣从中国同行西航。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采红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利上滚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称为羊羔儿息,又称斡脱钱。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买”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惟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
E. 急切寻找类似《明朝那些事》这样的小说!!!
《原来这才是春秋》(唯一不能缺席的王朝)!!!
如果提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最不可缺失?如果我们只能留下一个朝代,应该留下哪一个?
清朝?零分;明朝?零分;宋朝?1分;唐朝?2分;汉朝?3分,接近答案了。
正确答案是:春秋战国,也就是东周。
为什么这样说?了解春秋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春秋,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中国一半以上的姓氏都在春秋形成。翻翻《百家姓》,就明白有多少个姓氏的老祖宗是春秋人。赵钱孙李,周武郑王,没有春秋,就没有百家姓。
如果没有春秋,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祖师爷是谁,因为中国一半以上行业的祖师爷来自春秋。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这一点人人都知道。还有呢?饭店的祖师爷、读书人的祖师爷、厨师的祖师爷、盐贩子的祖师爷、甚至性工作者的祖师爷等等,原来都是来自春秋。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不知道几千年来该读什么书,我们也不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意思,因为孔子来自春秋。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就不知道道教是什么意思,同样也没有《道德经》,因为老子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也不知道法治是什么意思,因为法家的始祖管子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打胜仗,因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就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写文章就不会生动,因为一半以上的成语典故来自春秋故事。
好像,如果没有春秋,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
几千年来,我们不就是在春秋祖先们的荫庇下过来的吗?
我们一向轻视春秋那段伟大的历史,一直认为那是一段混乱的历史,其实正因为有了这段历史,才给我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遗产。
只有了解了春秋,你才能知道祖先们有多么的伟大,他们的伟大,绝对超越你的想像。当然,也有人的荒淫,同样超过你的想像。
在伟大的周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之后,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从郑庄公的忍到越王勾践的忍,你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忍耐力是多么的可贵;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到范蠡帮助越国灭吴,你能看到祖先们的治国之术;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孔子的“四书五经”,你能看到古人处世和治学的态度是多么的高明;从孙子兵法到商鞅变法,你又能看到国家富强的不同路径。
春秋时期,尔虞我诈的国家关系与如今的国际形势如此的接近,弱肉强食的诸侯吞并充满了无耻和暴力,秦晋之好背后的背信弃义,晋楚争霸决战中原时恢宏的战争场面绝不亚于此后的任何一场战争,名目繁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国两制”、“南联盟”等等都在那个时候出现。
当然,还有自相残杀的郑国四兄弟、养鹤的卫懿公、乱伦的齐襄公、愚蠢的仁义道德者宋襄公、野心家庆父等等反面人物,各型各色的人和事充斥着那个无限精彩的历史舞台。
春秋五霸,谁是真正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仁义、诚信、武力,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春秋会告诉你。
春秋的精彩还在于他的真实,每个人真实的一面都得到真实的记录,那时的史官是足以震慑国君的,不需要为谁粉饰,不需要为谁篡改历史,这不像后来宋朝、明朝的史官,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谜团。
春秋时期,有内战,有外战,两百多年间,战争接近两百次,消灭国家将近一百个。战争不仅考验了中华民族,也锻炼了中华民族。那是中国对外扩张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齐国向东、晋国向北、楚国向南、秦国向西,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得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奠定了中国今天庞大领土的基础。
我们多数人只知道中国有一个圣人,就是孔圣人。但是,春秋的历史告诉你,孔圣人心目中的圣人是谁,一个是周公,另一个是管仲。孔夫人是对的,与周公和管仲相比,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周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以德治国、以法治国都从他那里开始,政治上的无神论“以德配天”也从他那里开始,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由他打下来的。而管仲将周公的思想发扬光大,他是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等诸家的创始人,你现在可能不信,但是了解春秋之后,你不能不信。
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以民为天?什么是和谐社会?管仲都会告诉你。
不仅如此,管仲还告诉你什么是内阁责任制,怎样控制通货膨胀,怎样保护环境,怎样实行义务教育,怎样保护言论自由,怎样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
看到这里,你会感叹,你会惊讶,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了解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伟大的圣人中的圣人是一个逃兵,是名副其实的“管跑跑”。可是,这无损于他的伟大。还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段友谊就是“管鲍之交”,那绝对可以令你感慨万分。
孔子说过:没有管仲,我们就该披散头发,裸露膀子,做野蛮人的奴隶了。
有人评说:中国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尊孔子而不是尊管子。
如果孔子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不是热衷于国学吗?
国学是什么?
国学就是春秋。
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了解春秋,你一定会承认这一点。
来自春秋时期的行业
祖师奶和祖师爷(一)
扮酷祖师奶:褒姒
洗脚祖师爷:祭足
忍者祖师爷:郑庄公
妓女祖师爷:管仲
盐贩子祖师爷:管仲
职业教育的祖师爷:管仲
厨师祖师爷:易牙
饭馆的祖师爷:鲍叔牙
侠客祖师爷:曹沫
选秀的祖师爷:郑庄公
暗箭伤人的祖师爷:公孙子都
贪官的祖师爷:申侯
文山会海的祖师爷:齐桓公
一国两制的祖师爷:斗伯比
[编辑本段]目录
天仙妹妹
后宫风暴
琼瑶的故事
烽火戏诸侯
春秋开始了
亲娘靠不住
黄泉相见
亲爹也靠不住
淫荡、乱伦
人鹤情未了
周王的麦子不见了
冒充解放军
楚国和南联盟
一国两制的破产
美女是祸水
美男也是祸水
做人的难题
朋友、兄弟、利益
郑国四兄弟
周公主义
阿哥阿妹情义长
甜瓜命案
管鲍之交和管跑跑
山东德比大战
管子思想
第二次山东德比大战
管仲的富民政策
“资本主义”齐国
好心害死人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成就霸业
国家大妓院
扫荡戎狄
鲁国爱情故事
鲁国四兄弟
庆父死了
第一次南北战争
管管周王家务事
野心膨胀
神秘晋国客人
……
精彩段落:
幽王一连十天不肯上朝,只肯上床,与褒姒翻天覆地,没黑没夜。褒姒有些受不了,她觉得采蘑菇也没有这么累过,但是她只能忍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天下淫民的最高领导,幽王不仅经验丰富,营养也丰富,再加上没别的事干,综合以上因素,他的床上功夫是远远胜过褒洪德的。
关于幽王的年龄需要特别说明,因为有人说他已经是个老年人,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幽王这个时候应该是四十岁到四十八岁之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推断的出处。
幽王的爷爷叫厉王,《史记》里说:好利,暴虐侈傲。也就是说他不仅贪财,而且很黄很暴力,结果弄得国人怨声载道。
“收敛一点吧,你看大家都在骂你。”周公来劝他,那时候是有言论自由的。
“你放心,我让大家闭嘴。”厉王决心破坏掉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他派出特务,谁敢说他的坏话,就杀了谁。 于是,没人敢说他了。 “周叔啊,还有人骂我吗?”厉王很得意。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请记住,这句名人名言出自这里。周公说这句话,意思是老百姓的嘴就像河水一样,如果你要堵,那就成了堰塞湖,最终就是决堤,淹死你。
厉王不信,三年之后,国人暴动,高唱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喊着“打死厉王,言论自由”的口号,来杀厉王。
厉王跑了,跑到一个叫彘①的地方。彘就是猪,因这地方人少野猪多而得名。厉王一直不敢回来,吃了十六年野猪肉,死在野猪林里。
厉王去吃绿色猪肉了,国人还不罢休,要杀他的太子姬静,这叫做父债子还。太子跑到了召公家里,国人就把召公家给围了,不交出太子,就放火烧。召公没办法了,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冒充太子。大伙也没客气,锄头斧子一块上,召公的儿子就这么冤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儿。
在没有天子的十六年里,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国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十六年后,厉王死了,召公这时候才敢说太子没死,就养在自己家里。于是,太子登基,就是宣王。在召公家里冒充召公儿子的那段时间,太子是不可能结婚的。因此,宣王在登基之后才成亲,也才有了幽王。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死的时候,幽王的岁数自然应当是四十出头。
所以,在得到褒姒的时候,幽王正处于男人的“微软”阶段,与褒姒的年龄差距为三十岁上下。
宫里又来新人了。
褒姒进宫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后宫,大家都没当回事,不就是一个超女吗?
按照惯例,幽王对于超女的审美疲劳期在一到三天,也就是说,
……
F. 水浒传原著的有声小说,不是评书,象宋怀强播讲的,要全书的,在哪下载,谢谢!
当今评书5杰之20佳作
按朝代顺序分列如下:
1 袁阔成《西楚霸王》:袍带书。
此书讲述了秦末专楚汉相争的故事,着属重刻画了项羽这位堪称“古代第一勇武豪杰”的形象与事迹。这段传奇故事的播讲者除丁正洪、丁建中父子外,现代评书艺人中袁老算是一个亮点。
2 连丽如《东汉演义》:袍带书。
此书讲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兴兵起义灭新,以及消灭各家反王,建立东汉王朝的传奇故事。连丽如演播此书得到了其父连阔如的一些“皮毛”,虽不如其父说此书之经典,但仍算是其一部代表力作。
3 田连元《刘秀传》:袍带书。
此书讲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起义灭新的传奇故事。田连元播讲此书,虽不如连阔如父女之气势磅礴,长篇大论;但却自成一家,极具特色,而且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听得人欲罢不能。此书堪称田连元最得意之作。另外,此书的话本书籍入选了春风出版社的十大传统评书。
4 袁阔成《三国演义》:袍带书。
此书是袁阔成以及一些优秀曲艺学者根据原著小说,共同创作成的评书。袁阔成演播此书,集中表现似洹捌
G. 哪有写元朝历史的有声小说
我建议你看看明朝啊宋朝啊的小说,元。。就算了吧,那是属于蒙古国的辉煌历史,跟咱们汉族没什么关系,如果说能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后来看朱元璋造反更有激情了。。
H.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朝,宋朝,元朝,明朝,的成就最高的是什么
宋代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学校教育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等等。
宋代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继唐代之后,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绘画、书法、雕塑、“说唱”、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产生了 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明人宋濂谓:“ 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 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I. 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作者简介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
山西并州太原府人,其它主要作品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全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除小说创作外,尚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9)有声小说元朝扩展阅读
罗贯中的一生都处在乱世之中,他对中国周期性的大浩劫给民众带来的痛楚、对生产力和文明的巨大破坏有清晰的认识和切身的体察。他总结出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精确概括。
蒙古人灭宋并建立起疆域十分辽阔的大帝国,但元帝国未能解决外来政权华夏化的瓶颈,安稳的日子不长,很快就陷入了大动乱。
元末农民大起义即史称的“红巾起义”爆发于至正十一年,而在此之前,为大起义做思想、组织上准备的明教、弥勒教、白莲教早就在民间流行多年,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5000余人,“背心皆书佛字”。
到了至正初,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300余起。
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大动乱的环境中长大,当1351年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在颍州举起义旗后,徐州的芝麻李、彭大、濠州的郭子兴等接连起事;长江流域的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也借用红巾军的名号起事。
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隋末“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的景象。红巾起义几乎是汉末黄巾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的重复或翻版。
此时正值弱冠之年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置身度外?他一定在观察时局,在寻找机会。他的故乡山东东平及以南的运河两岸地区,正是起义军和官军交战的重点区域。这或许是罗贯中长期滞留在江南的重要原因。
兵燹所过,往往玉石俱焚,在战争中命运最惨的总是普通的老百姓。据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记载:西汉末年的大乱全国人口从6000万降到3500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的动乱全国人口再从6000万降到2300万;隋唐之际的大乱,总人口由6000万降到2500万;宋元之际的大乱,宋、金、西夏等组成的中国地区总人口1.45亿降到7500万。
而罗贯中亲身经历的元明之际的大乱,全国人口从9000万降到7160万。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