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短篇小说消息

『壹』 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作品有哪些

《我在霞村的时候》，《民间艺人李卜》，《在医院》。

丁玲（1904.10.12-—1986.3.4），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共产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
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

『贰』 丁玲的第一短篇小说集是192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什么

1923年是错的，应该是1928年。丁玲的处女作是1927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的《梦珂》，所以1923年不可能出版单行本。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丁玲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

『叁』 简析丁玲小说的创作及其艺术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肆』 求丁玲《在医院中》全文

《在医院中》初次发表于《谷雨》,题目为《在医院中时》。1942年发表于重庆《文艺阵地》时更名为《在医院中》。小说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小说也因此颇受争议。在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中它被当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来，张光年的批评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在医院中〉》被置于该篇小说前面隆重推出。1980年代，人们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这篇小说（注：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小说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但我们若细细品味却能觉察到，就对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陆萍不太像是一个20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从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她在伤病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她本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却被分进了医院作“产婆”。她对初次见面的人在短时间内总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指导员黄守荣，“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产科主任王梭华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却看穿了他的虚伪：“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同上，第241页）。陆萍知道如何对待他，如何与他相处：“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却乐意和这种人合作”（同上）。由此可以看出陆萍具有一种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质的洞察力，并且能把个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开来对待。尤其是她对几个女性的犀利观察，更让读者难以相信陆萍只有“二十岁”，她喜欢用刻薄的语言来描画周围的女性。对抗大同学张芳子她批评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了：“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什么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同上）。陆萍固然洞见了张芳子内心的软弱，但用语却过于狠毒了，张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没有主见的女孩子罢了。陆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她对周围的女性似乎都很难瞧得上：她觉得产科主任王梭华的太太“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同上）；医院里自我感觉良好的两名女看护在陆萍眼里却丑陋无比，“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同上，第243页）。作者说“她（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陆萍对周围人洞悉得如此透辟，哪能称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说的另一处，她评价陆萍“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页）。这句话也分明体现了陆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开始，丁玲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陆萍。
陆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关系。《梦珂》发表时，丁玲还是初为人妻、不谙世事的25岁少妇，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相继经历了丈夫被国民党枪杀、自己被国民党囚禁等诸多磨难。到延安之后艰苦的战争环境又把她磨砺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年女性。《在医院中》假借一个初来乍到的少女的眼光来叙述整个故事，实际上则可说是丁玲本人对延安认识深化之后，提炼升华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写作《在医院中》时，丁玲36岁，她的生活体验更为丰富了，她对人和事的洞察力也变得更加敏锐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对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尽管丁玲作为一个成熟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过诸如莎菲女士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复杂性基本上体现在年轻女子对男性所玩弄的种种技巧上，而陆萍这一形象因渗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体验而较莎菲显得更有深度。作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这也有助于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层地了解延安。知识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决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于发现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在医院中》丁玲借助陆萍这一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了边区医院管理的不科学、技术的落后、医护人员的懒惰散漫。1941年后丁玲对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发现了很多问题，相继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和《三八节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强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发挥，后者反映了在进步的延安社会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种种压力之下。
同时，《在医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后感情的变化过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写下了《七月的延安》来歌颂对延安的喜爱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注：《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页。）丁玲作为一个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后她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用，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刚到保安，党中央就派她随总政治部到前方。她还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备团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到前线，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带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投入到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注：《丁玲全集·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5)，第48页。）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悦之情并没有完全湮没一个女作家应有的敏感。尽管1939年她在《我怎样来陕北的》说过“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注：《丁玲全集·我怎样来到陕北的》(5)，第130～131页。），但我们注意到丁玲把她对生活的细腻而独到的观察放在小说中来表现了，小说成为她表达自己微妙感情的一个最好方式。短篇小说《东村事件》写于1937年5、6月间，描写发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农村里的一场纠纷。农民陈得禄的媳妇被地主赵老爷抢去，他因男人的尊严被侮辱而壮着胆子冲到赵老爷家，但一见赵老爷，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发掘了陈得禄性格的复杂性，并将之刻画得丝丝入扣。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写于1939年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短暂小憩中，它没有什么情节，像一篇散文，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种种细腻感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丁玲。这篇小说的风格很类似于她早期的一些小说，全篇几乎都是同性之间的琐屑故事与她们感情上的互通与理解。最巧合的是里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与她早期的一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这似乎暗含着丁玲对过去心情的留恋和对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异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注：《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页。）一面却又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别人的欢愉保持着怀疑和距离，“‘为什么大家那么兴奋而愉快呢？’她一面怀疑地问着，那些动人的场景和演说词，便像银幕一般地连续映了出来”（同上，第116页）。“薇底”不像别的同伴在劳动后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灯之后思考一些问题，因而“一到四五点钟就睡不着了”（同上）。由此我们隐约感觉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丁玲延续着通过小说来表达其异于“集体”的敏锐感受和独到观察这样一个思路，在1940年写出了《在医院中》。《在医院中》中丁玲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后丁玲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她的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了。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马列学院之后，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尴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注：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康生为什么这样说一度春风得意的丁玲？我们可以推测，负责审查干部的康生对丁玲被国民党逮捕以及和冯达同居这一段历史抱有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于“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在这一年，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中共还把“审干”与“除奸”联系起来，划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为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又受到了冲击。虽然这次审干不像1943年整风时那样猛烈，但可以想象，丁玲，作为一个女性，由于自己在被捕期间与冯达同居这样的私生活而受到审查时的尴尬与痛楚。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悦的欢歌，而是革命的严酷。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村子里的人们对失去贞操的贞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们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极。可以猜想，丁玲通过贞贞这一形象在努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而对村子里叙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对贞贞的热情与赞赏）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时的落寞情绪。这篇小说透露出了丁玲由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而产生的失落和孤独的情绪，这种情绪成为她写作《在医院中》的背景。
为何把陆萍写成二十岁？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分析。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于1939年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注：当时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了这一规定。后来国民党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的节日。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的节日。），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委员会还出版了一份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语境里，丁玲把陆萍写成“二十岁”，会使她更具代表性，会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丁玲之所以塑造陆萍这一人物与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注：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29页。）有很大关系。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体验灌注在青年陆萍身上，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对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陆萍的遭遇和经历是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遭遇和经历，陆萍也就成为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缩影：他们往往自视很高，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张闻天曾分析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优点是他们有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满意黑暗的现实社会；反对迷信、黑暗、无知、愚昧，爱好光明真理。缺点是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了解不够（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对党来说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延安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是当时延安一个核心问题（注：谢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标注的时间是1941年6月26日。发表比《在医院中》还要早几个月。里面的女主人公史玮，也有着与陆萍一样的艺术爱好，割舍掉音乐在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会去做看护什么的，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沮丧地回到窑洞，翻了翻扭着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线谱，看看一些这几年苦心画下来的速写，像有东西在心里面扎进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觉到今后是要跟这些心爱的东西分离了，眼泪就懊恼地流出来了……”。），1939年毛泽东曾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注：《毛泽东选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但丁玲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延安的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所以陆萍在延安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据说在延安被很多青年当作语录和座右铭广泛传抄。
陆萍对环境的不适集中体现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在医院中》的环境描写一直受到批评家的特别关注，燎荧在文中说：“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张光年为了驳斥丁玲对医院环境的描写，讲述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亲身体验：墙壁是多么的洁白、医护人员是多么的热情等等。）这些描写可用一个“冷”字来概括。一个是自然环境之冷，另一个是人事之冷。“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用“惟一”、“藏身”来形容人们最熟悉的居住地——窑洞，包含了对艰苦环境的几多无奈！还有她初次踏进窑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惨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同上，第235页）。同为女性的陈学昭对窑洞则有迥异于陆萍的感觉：“这是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用石灰粉了的，也还洁净，面南。那些住惯了西式房子的人，他们一定不能想象住窑洞的乐趣。那天我住窑洞实在是太快乐了……”，在陈学昭看来，窑洞冬暖夏凉，而且“光线也还充足，在窗口，只觉得光线太强烈”（注：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窑洞在延安是人们最普遍的居住场所，但它对陆萍来说却如此冷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萍的落寞沮丧心情是有关的。正是由于陆萍的这种落寞沮丧心情，在陆萍的眼中，窑洞里的旧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从四面搜罗来的残废者”（同上，第236页）；“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来捣乱了，“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同上，第238页）。可以想见，这里物质条件的落后是出乎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的想象的。此外，作者还把故事的背景选择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层萧瑟冷清的气氛。除过自然环境之冷，还有人事之冷，这是比自然环境之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这种冷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阵脚，陆萍以为李科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帮她修理床铺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回来，她只好在地上熬过了过一夜。她碰到两个在铡草的女人，和气地问：“老乡！吃了没有？”但却受到了她们的嘲弄：“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对她这样一个未婚的二十岁的女性简直就是侮辱。因此陆萍感觉“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同上，第236～237页）。化验室的林莎见到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同上，第241页）并没有“同志”般的亲切。医院里的病人，渐渐地对陆萍的付出也并不在乎了，她拿着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但“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同上，第242页）。她成了医院中“小小的怪人”（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荧的批评文章已经隐隐约约地指出了陆萍与周围环境冲突的合理性，“一个热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矛盾和纠纷是不可免的吧？”（注：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小说的最后，陆萍与环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与小说前面的环境描写相比，这个结局和小说最后的那句话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但它们似乎反映了身处革命环境的丁玲为融入到集体生活、为满足党对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她在孤独失望中愿与党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复杂心理。
《在医院中》的发表与当时兴起的“暴露文学”的潮流有关，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学”的热潮。延安的许多文人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讽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马夫》《废物》《夫妇》《一个钉子》《厂长追猪去了》《鸡啼》《丽萍的烦恼》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老马夫》（刊于《文艺日报》）描写一个在军中的老马夫，由于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驼了、膝关节也硬了。而一个骑死三匹马的领导干部却比以前壮实，说起话来也很响亮。《废物》（《解放日报》1941,6,16）描写一个老士兵由于年迈体衰，被视为部队的累赘废物，部队的人怀疑他万一被俘会出卖大家，想开除他的军籍，最后他被部队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弹，和要活捉他的三个日本兵同归于尽。此篇小说让人感觉甚为悲凉。《夫妇》（《解放日报》1941,7,2-4）描述一对来自山西的农民出身的红军夫妇未脱离愚昧落后的故态，丈夫粗暴愚顽，常打老婆，妻子则好贪小便宜。《一个钉子》（《解放日报》1941,7,24-26）描写两个干部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为着一个钉子，一个要去，一个要留。因而小题大做，争论不休。《厂长追猪去了》（《解放日报》1941,10,15）描写一个安塞工厂的厂长终日所做的只是在马棚、厨房、员工住室、猪圈、厕所穿梭查看，十分琐碎无聊。《鸡啼》（《解放日报》1942,1,12）描写一只公鸡在夜里看见月光惨白，误认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声叫了起来，作者以此来讽刺“歌颂光明”论者。《丽萍的烦恼》（《西北文艺》）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嫁给一个工农干部后，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暴露文学”潮流的出现是延安读者，主要是青年读者推动的结果。丁玲刚主办《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有读者反映文艺栏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泼、太长。于是丁玲在考虑读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艺》减少了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因此，她在1940年10月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批判社会、文艺的短作。此后出现了一些批评国统区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注：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因而他们把枪口调转对内，批评延安的文章开始一一涌现。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青年读者的口味促使了《在医院中》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并使得它们有了活跃的读者市场，因为它们的犀利和敏锐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陆萍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来传达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在医院中》的小说的虚构性既可以使丁玲传递出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读者和敏感的批评家把陆萍与丁玲本人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丁玲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触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揭示出了陆萍与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注：我们注意到延安整风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对陆萍和环境的矛盾，当时还没有把它上纲上线。看来，当时人们对此持宽容态度。）。随着整风的开展，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丁玲本人和陆萍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革命的需要。《讲话》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开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艺术”的漫长过程。

『伍』 急急急！！知道丁玲的请举手！！重奖哦～～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出生于临澧县修梅乡高桥村黑胡子冲。1927年，丁玲开始创作小说。她的处女作《梦柯》、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相继发表此后，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和《一个女人》，中篇小说《韦护》。之后，又发表了《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某夜》、《田家冲》、《水》、《法网》、《消息》、《夜会》、《奔》、《诗人亚洛夫》、《给孩子们》等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母亲》。1948年，她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名作，是丁玲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就。1951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作者简介：丁玲（1904～1986）
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陆』 丁玲的代表作是什么

丁玲的代表作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柒』 简述丁玲小说创作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丁玲以她特有的笔触，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渗透着她独特的女权思想，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期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改变。
丁玲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并溶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话语来表现女性所承担的精神重负和时代忧虑.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说明女性追寻完整的自我和自身价值所经历的艰苦跋涉.

『捌』 丁玲的作品有哪些 丁玲的作品有什么呢

1、代表作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 ，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

2、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玖』 丁玲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丁玲（1904～1986），湖南临沣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水》，长篇小说《1930年春上海》、《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19卷2号，后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

『拾』 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有名作品有哪些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时候》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通过暖水屯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从发动到取得初步胜利的描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不同阶级不同的精神面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大道。

《我在霞村的时候》作品塑造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

(10)丁玲短篇小说消息扩展阅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背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决心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传达下来时，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

在温泉屯，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带给她“兴奋"和“幸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由此发生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给作家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使她和农民在思想感情上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她在农村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既转变了思想，又吸取了创作的源泉，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于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个小村庄开始了长篇的创作。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较《“五四”指示》更为彻底的土地改革纲领。

丁玲在创作过程中，又学习了《土地法大纲》，继续阅读一些土地改革的文件、材料，对于前阶段土地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得以从更高的理论政策水平上进行再认识。为了丰富小说内容，1947年春、冬，她又去土改尚在进行的冀中农村体验生活，修改写作计划。最后于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联大完稿，同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初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