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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急求《红高粱》小说节选，关于九儿被迫嫁给麻风病人那段 谢谢

九儿从家出嫁：
2.九儿家院里
围着黄土墙的庄户院。高高翘起檐角的破旧门楼贴着大红喜字，五间灰瓦房的门楣上贴着大红对联。除此而外院内此时并无多少喜气。
（画外音）
“民国一十八年六月初八，是我奶奶的大喜日子。以廉价高粱酿酒发了财的烧锅掌柜的单扁郎许给我曾外公一头大骡子，我曾外公答应将我奶奶嫁给他，尽管有消息说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

3.九儿闺房
九儿端坐在梳妆台前，那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如瀑布直泻而下。
喜娘正为九儿“开脸”。一股拧成麻花状的丝线在九儿光洁的脸上滑动着，为她刮去脸上的汗毛，把眉毛修成两条弯弯的细线。
喜娘手持梨木梳子，把九儿的一头秀发揽在手里，一绺绺、一节节地梳理。尔后，把梳顺的头发紧根儿扎住，挽成几个大花，塞进黑丝绒编织成的密眼发网里，用四根银簪子插住。
九儿任人摆布着，梳妆镜里映出她凄美漠然的脸。
一只枯干的老妇人的手把一朵红绒花插在九儿的发髻上。九儿扬起手把红绒花取下来。在她扬手瞬间，看得见一只沉甸甸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
喜娘为九儿精心修剪前额的刘海。 九儿端详着镯子上的蛇形花纹，麻木的心里漾起一丝伤痛。红绒花孤寂地落在她脚边。
迎亲的唢呐声、喇叭声隐约飘来。
镜中的九儿，霎时脸色青白。她不由自主地一手按住藏着剪刀的胸口，绷紧的乳峰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地跳荡着。

4.九儿家内外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噼噼啪啪炸响。
大喇叭、小唢呐引着一乘四人大轿进得院来。凑热闹的大人小孩挤得门楼摇摇欲坠。
花轿已停靠妥当。喜娘搀扶盖着大红盖头、身穿大红棉袄棉裤的九儿出门、上轿。
九儿爹忙里忙外地张罗。九儿出门时，他把一个小红纸包塞到领头的轿夫粗壮的大手里，关照说：“大兄弟，一路上多照应。”领头的轿夫余占鳌，二十啷当岁，一身轿行打扮也掩藏不住他的威武和豪勇。他接过红包，道声“好说”，一把揣进怀里，然后扶稳轿杆，朗声吆喝：“起轿——”
（画外音）
“我曾外公做梦也没想到，他托付的这轿夫，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我爷爷。公道地说，我爷爷自己也不知道命运的安排。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头子，抬过的新娘子成百上千。轿夫们心里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在路上要好好折腾一下新娘子，这就跟烧锅上喝酒、肉铺里吃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规矩。”
5.村街
花轿穿过村街。轿夫们双手卡腰，迈着八字步，号称“踩街”，整齐划一的步调显示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范，轿子颠动的节奏应和着吹鼓手们奏出的凄美的音乐。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驻足。花轿过处，有几个老妇人颤颤巍巍步出门外，摇头叹息，不知是为轿中人的命运惋惜，还是为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感喟。

九儿刚嫁到单家后的一段：
第 二 章

15.单家庄街面
单家庄是一个略有北方小镇规模的大村庄，街面虽也寂寥，隔三差五却有几家店铺经营着各种营生：狗肉、杂货、山东馒头……街上行人稀少，但既有过往客商，也有近处村民，此时便有一个轻俏汉子挑着两瓦罐清水从井台上拐了弯走入街道，溢出的水淅淅沥沥，在坚实的路面上画出两条线。
罗汉一手牵着毛驴的缰绳，一手搀扶着喝得脚步歪斜的九儿爹迎面走来。
（画外音）
“新婚三日接闺女是我家乡的风俗。那天，我曾外公在单家一直喝到太阳歪斜，才想起领我奶奶上路回家。”
九儿爹嘟嘟囔囔说：“管事的，你回——回吧，三天后，我、我一定把九儿给送、送回来……”
罗汉看看铅云密布的天空，赔着小心说：“要不是三天回门的规矩，这天气，真该还歇一宿再走。”说着，他抬眼睨视了一下如蜡人般塑在驴背上的、一身鲜艳的红绿裤褂的女主人。
九儿把毛驴的脊背夹在两腿之间坐着。毛驴背上搭着一条碎花薄被子，脖子上栓着一副铃铛，一路走，一路叮啷叮啷响。九儿直腰挺胸，丰腴的脸庞微微扬着，雪白的脖子又细又长，那一大嘟噜头发在脑后兜着，显得很有分量，两弯新月般的细长眼睛旁若无人地直视前方，目光也如月色一样清冷，透漏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矜持和傲气。
听见父亲的唠叨和罗汉不很放心的话语，九儿眼前晃过那个紧张地盯视了三天三夜的像窖藏的腐烂萝卜一样的男人，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她紧抿住嘴，用脚后跟一磕驴肚子，毛驴往前抢出几步，把罗汉带一趔趄。

16.高粱夹峙的土路
九儿爹牵着缰绳，九儿坐在驴背上，不紧不慢地在高粱夹峙的土路上走着。
土路旁，花草依旧，只是那星星点点的矢车菊开得有些老了，在弯弯的细茎上耷拉着紫的、蓝的、粉的、白的脑袋。
满地的绿高粱又长高了一截，更加挤挤挨挨，绿浪招展。
还是这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还是这片如梦如海的高粱。九儿似乎又回到了自由的天地，像困在沙滩的鱼儿回到了水中。她贪婪地呼吸着高粱地里飘散出来的苦涩而清新的气息，顿觉心旷神怡，眉眼间也漾起了一丝笑意。
九儿爹仍在不识时务地唠叨：“虽说这女婿不怎么争——争气，可到底家、家业大……”
九儿紧蹙双眉，一把从父亲手里夺过缰绳自己挽着，夹紧毛驴得儿、得儿朝前跑去，铃铛声一阵紧似一阵。
九儿爹在毛驴后面踢踢踏踏紧追几步，嘴里还一劲儿数落：“你不让女婿挨就不、不、不挨，可你舞什么剪、剪、剪子……”
毛驴“噢噢”嘶叫一声，仰起头，飞跑而去，留下一串急促的铃铛声在土路上颠扑滚动。九儿衣裾翻卷，如一团红云，在高粱的绿浪上飘过。

17.高粱地——土路
仿佛空穴来风，把高粱们吹得晕头转向，东倒西歪。云声像推磨一般旋转着，由远而近。终于还是下雨了。雨点很白，很稀，打在高粱叶片上，像玻璃珠，立即破碎了。九儿骑着毛驴在土路上踽踽而行，一任雨点打在她的头上、脸上、身上、腿上。

18.土路
九儿爹站在土路中央团团转，拢着嘴，对着四外的高粱地喊道：“九——儿，九——儿……”
无人应答，只有雨点打在高粱叶片上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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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小说红高粱的结局

最后俊杰、九儿带着重伤的占鳌和剩下的兄弟在高粱地里穿梭，九儿为了救下他们，引开鬼子，最后于鬼子同归于尽。

余占鳌部队经过几场战斗，死伤惨重，余让俊杰带着剩下的弟兄先撤，自己掩护大家。眼看日军日益逼近，兄弟们都表示要和余占鳌共存亡。众人和鬼子浴血奋战，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朱豪三前来增援，从战火中救出了余占鳌等人。他让俊杰带着占鳌先行撤退，用自己的部队拖住敌人。在弹尽之际，朱豪三让小颜带人先撤，自己则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和夫人孙大脚一起英勇牺牲。
撤退的路上，九儿紧抱受伤昏厥的占鳌，盼他赶紧醒来。鬼子准备追捕余占鳌彻底把其消灭。得到消息后，俊杰带着余占鳌和众人向西山根据地撤退。临走前，九儿把当年的草编戒指还给了俊杰，希望他能一直守在余占鳌身边，带他走正道。
俊杰、九儿带着重伤的占鳌和剩下的兄弟在高粱地里穿梭，鬼子一路追赶，很快包围了他们。九儿亲吻并嘱咐了豆官以后，悄悄离开了队伍。
高粱地里，九儿用凄美的歌声引开了鬼子，把他们引到一片堆放着三十里红的地方，她摔破酒坛，把酒都倒在了高粱地上。鬼子包围了九儿，朝她开枪，在倒下之前，九儿把火柴扔进了酒中，和鬼子同归于尽。
熊熊的大火在高梁地上燃烧着，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生命力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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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红高粱

作者名：莫言

豆瓣评分：7.9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8

页数：187

内容简介：

《红高粱》内容简介：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为莫言的成名之作。《红高粱》中创造了莫言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这部《红高梁》同时收入题材或主题相近的其他中短篇，旨在加强读者对作家莫言的主要的中篇小说，或某一方面的创作思想的了解。

莫言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自此引起文坛关注。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名无姓的黑孩子，他坚忍地活在苦痛的现实中，以一种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强大。作品成功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外部世界。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Ⅳ 红高粱的作品鉴赏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一、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河以说是脏字连篇河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Ⅵ 莫言的红高粱讲的什么故事

《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

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我”爷爷余占鳌，他勇敢剽悍、风流倜傥，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

而“我”奶奶戴凤莲她不甘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从小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工。

可她却不亚于一个女中豪杰，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亲余豆官则确确实实地印证了那一句：“虎父无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辈们则在祖、父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同时，那明亮的光环又指引着晚辈们的回归之路。

(6)高粱地小说在线阅读扩展阅读：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

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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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转眼间她拉了两匹骏马出来，薛陵这才如梦方醒，迈步迎上，帮她套好马匹。齐茵面寒如水，用手肘撞开他，冷冷道：“上车！”
薛陵如言上车，不久，她也钻入车厢，那控制双马的辔一直透伸入厢内，所以她可以在车内驱策。
马车很快的沿着那条特别宽大的巷子驶出，一会儿就转出庄前，鼓乐笙歌和人语喧笑之声，飘散在夜空中，尽是升平热开的气象。
但薛陵却开始感到不安起来，他本是提得起放得下的英雄人物，面临死亡之时，当真能把生死置诸度外，可是目下这等奇怪莫测的变故，却反而使他心中惴惴，不住的寻思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现下到何处去？她为何要换上这副装束？
还有一个疑问他不敢想的，那就是她为何肯在一个陌生年青男子面前裸露出肌肤？她此举是无心抑是有意？
马车很快就离开村庄，走了一程，道路越发平坦，两旁都是高粱地，目光不能向两侧透视，薛陵暗忖这刻只要窜入高粱地内，她武功再高也毫无办法。
齐茵好像没有注意到他有可能逃走之事，薛陵籍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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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结局是什么

《红高粱》的结局：
余占鳌部队经过几场战斗，死伤惨重，余让俊杰带着剩下的弟兄先撤，自己掩护大家。眼看日军日益逼近，兄弟们都表示要和余占鳌共存亡。众人和鬼子浴血奋战，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朱豪三前来增援，从战火中救出了余占鳌等人。他让俊杰带着占鳌先行撤退，用自己的部队拖住敌人。在弹尽之际，朱豪三让小颜带人先撤，自己则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和夫人孙大脚一起英勇牺牲。撤退的路上，九儿紧抱受伤昏厥的占鳌，盼他赶紧醒来。鬼子准备追捕余占鳌彻底把其消灭。得到消息后，俊杰带着余占鳌和众人向西山根据地撤退。临走前，九儿把当年的草编戒指还给了俊杰，希望他能一直守在余占鳌身边，带他走正道。俊杰、九儿带着重伤的占鳌和剩下的兄弟在高粱地里穿梭，鬼子一路追赶，很快包围了他们。九儿亲吻并嘱咐了豆官以后，悄悄离开了队伍。高粱地里，九儿用凄美的歌声引开了鬼子，把他们引到一片堆放着三十里红的地方，她摔破酒坛，把酒都倒在了高粱地上。鬼子包围了九儿，朝她开枪，在倒下之前，九儿把火柴扔进了酒中，和鬼子同归于尽。
基本简介：
《红高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主要通过“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的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发生在山东的生命赞歌。《红高粱》主线是“爷爷”余占敖率领的武装压击日军，辅线是“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发的造反势力，有的是混乱和无纪律的地方首领。他们没有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意识。他们反抗的原因来源于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整部小说中没有着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气使人物更加丰满和真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