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小说阅读答案

⑴ 论凌叔华《绣枕》对女性命运的揭示

《绣枕》写的是旧式女子在闺阁中的心酸苦楚。凌叔华通过描写一个小小的“绣枕”，意在揭示旧式女子不幸的命运。

《绣枕》中的这位女子正好诠释了这一点，她无法掌握一个“绣枕”的命运，更无法握住自己的命运。小小的“绣枕”代表了旧式女子的悲哀和不幸，也暗示了她们没法逃脱的困境。作为一名女性，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无法为自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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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枕》虽然字数不多，《绣枕》却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绣枕》是现代才女作家凌叔华的经典作品文集，收集了她的《绣枕》、《酒后》等中短篇小说作品。

《绣枕》是2009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强有力地刻画出旧式女子的困境，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

⑵ 凌叔华的《酒后》讲的是什么呢

表达了在当时提倡婚姻自主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年代，而作为女人，女人就应该追求婚姻自主和追求个性解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采苕“追求爱情而又羞于流露友情，感情适可而止，没有悲伤与忧愁，没有挣扎与耻辱。一吻之求，充其量不过是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急波狂澜在一个温饱宅院中泛起的若隐若现的涟漪”。

女主人公采苕在小说当中就像一一个少女一样，她在追求者自己的幸福，但因现实的约束，她又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丈夫的感受。如果采苕并不是一个少妇，她定会敢于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婚姻。

这篇小说，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他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

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此类作品一度层出不穷，被人称为"酒后派"。但就凌叔华早期整个创作而言，人们普遍称她是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

⑶ 凌叔华的简介，谢谢

凌叔华小传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素心、叔华、瑞唐等，英文名SuHua。
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一个士宦之家。
幼年时先后从著名画家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学画，还跟辜鸿
铭学过英文，从小在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中长大。
1922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主修英、法文，副修日文，并加入
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4年，她在《晨报》副刊和增刊上，
先后发表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
起他》等小说和《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散文。这些作品语言技
巧比较稚嫩，反响不大。
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酒
后》，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而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
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叔华在《现代评论》、《新
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北斗》、《文学杂志》、《文季月刊》、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这
些作品大多收入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儿俩》。
其中《绣枕》等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
使我们看见……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笔法细
致秀逸。凌叔华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
态刻画得传神可爱。
1935年，凌叔华主编过一段《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抗
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后于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
《AncientMelodies》（《古韵》）。
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法国，后在英国定居。
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
代文学。1960年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
《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1968年后应
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
的专题讲座。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
有较大影响。1972年后数次回国观光。1989年底回国，1990年5
月22日在北京逝世。

⑷ 凌叔华:一代才女和她的三段情缘

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

苏雪林曾回忆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这个生活于梦幻中的女诗人，不仅才华横溢，气质高雅，她的情感世界也是同样的斑斓梦幻。以致她的一生也因此颇受争议，非凡的才华似乎也被情史掩盖于其中了。

她曾写过一篇故事《绣枕》，写的是一位深闺女子的不幸，鲁迅说她写出了“高门巨族的惊魂”。其实，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心声，因为她就是从高门巨族的庭院中走出来的深闺淑女。只不过， 她是一个叛逆的深闺淑女，注定是不会遵从父母包办婚姻的，她要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民国时期的京城，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崇尚个性解放，一时自由恋爱风行，这是昏沉之世中一丛破土新芽，亮眼的新色令人欣喜。

对文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浪漫而文艺的，亦如当初他们的相识。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凌叔华在她的“小姐的大书房”中接待了泰戈尔。

宴席间，大家高谈阔论，激情飞扬，在座的不仅有泰戈尔这样的文学泰斗，还有众多文化界名流，年轻气盛的凌叔华锋芒毕露。泰戈尔亦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据说泰戈尔后来曾对徐志摩说，凌叔华的才华较林徽因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当日陈西滢亦在场，这是凌、陈第一次相见，他惊异于这个小姑娘的才识与胆量。

其时，陈西滢担任《现代评论》文艺版审稿人。不久，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和《绣枕》，这两篇小说的问世，轰动一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此后，成了《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

而作为审稿人的陈西滢，正可谓是她踏入文坛的引导人与伯乐。

这之后，他们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在文字的交流中，他们产生了共鸣，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

她认为，“通伯（陈西滢）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他们在文艺的路途中互相牵引、提携，似是决心要做自由恋爱的践行者，而终至于互通心灵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自由恋爱而结成百年之好的佳话。

但这神话般的自由恋爱却没有经得起平淡婚姻的考验，二人的婚姻虽维系了一辈子，然而其中真挚的感情却未能贯穿始终。

两人的矛盾在繁琐的生活中开始激烈起来，曾经都是怀揣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对婚姻亦看得神圣，也经历了自由浪漫的恋爱。不可否认，当时的他们是相知相爱的，只是 到了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之时，生活中的冲突已然啃噬了这份浪漫和美丽。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徐志摩曾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叔华、通伯（陈西滢）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陈西滢在性格上缺乏浪漫因子，严肃而木讷，他以工作为中心，不擅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这样的性格在恋爱期间使凌叔华感到安稳与踏实，这也是她选择与陈共同一生的主要因素。但时间一久，平淡乏味的生活又不免使她陷入了冷寂之中。

凌叔华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她是生性热情之人，再加上文艺的熏陶，向往诗意的生活，很显然这些都是陈西滢无法给予她的。

对于婚姻，他们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们仍旧维系着一个家庭直至终老，但是他们过得并不愉快。 那些孤寂的夜晚，她或许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辜负了当年的叛逆。

所以，当年轻热情的诗人朱利安突然闯入她的生活时，虽已为人妻为人母，她却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与他投入了疯狂的爱恋中。

1935年，诗人朱利安来到中国。

他是著名小说家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其母瓦奈萨.贝尔也是著名的画家，且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中心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利安，自由愉快，朝气蓬勃，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叔华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八岁的小伙子，她给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应有的热情，陪他买生活用品，布置宿舍，在生活上给予了他颇多的照顾。

朱利安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对她的欣赏与鼓励，于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彼时的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从高门巨族中逃离出来的她，又陷入了新的孤寂中。

朱利安与陈西滢是不一样的。他对待感情更为热烈，他将爱情视为信仰，毫不掩饰自己对凌的感情。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到：“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喜爱。”

这样狂热的朱利安，这样的猛烈追求，以及对爱情的誓言，令她非常着迷。

“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在旅行途中，凌叔华以这般散漫的语句向他倾诉。

大约人生之中总要做件傻事，好似要在平淡生活中彰显生命的存在，那就如此这般放纵一次吧。

朱利安的奔放与热情，引燃了她体内动荡因子的火把，他们在北京尽情地享受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她陪伴朱利安游走古城名胜，故宫、北海、颐和园，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倾情之地。那些日子，看戏、溜冰、泡温泉，两人就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复得返自然后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说，“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即凌叔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这样的疯狂是凌叔华从未享受过的。

但这世间，愈是炽热华美的事物，就愈是短暂，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必然凋谢，这是难以逾越的人生宿命。女作家和洋诗人的绯闻在武大的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凌叔华处境尴尬，似无退路，她必须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做出选择。

最终，这场轰动一时的婚外恋情以凌叔华回归家庭而结束。这并非是因为陈西滢的阻挠，实则，宽厚的陈西滢给了妻子自主选择的自由。

只是这时，凌叔华已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她心里清楚，年轻的诗人非终身所能依靠，她在现实与理想中权衡再三，离婚将失去太多，理性的她回归了现实。 她要寻的是终身的依靠，这或许也是她与陈西滢再不睦，也未曾离婚的缘故吧。

热烈是她渴望的，而平稳亦是她命中注定无法放弃的。而那个年轻的诗人，在恋情受挫后，投身战场，他一生最想渴望的两件事——有一个美丽的情妇和上战场。

最后，他倒在了战场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而他对于凌叔华来说， 犹如一场青春的梦幻，是她这一生无法再释放出来的另一个灵魂中的自己。

（三）朦胧的“八宝箱”情缘

后人皆知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却极少知晓他与凌叔华曾经的相知之缘。对于徐志摩而言，凌叔华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大约是并不少于林陆二人的。

他们相识时，徐志摩是北大的教授，而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的凌叔华是自由之身，而徐志摩对这位女学生的才貌亦是很欣赏。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信中说：“我这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于是，二人便开启了书信交往的模式。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 在这段悠长的通信时光中，二人早已用笔培养出某种超越一般友情的情愫。 这情愫填补了徐志摩彼时的感情空白，令他的心在迷雾之中寻找到某种缥缈的寄托。

在徐志摩的文字中，凌叔华总是亭亭地站在他面前，如天地间一切灌注了灵性的花木，他曾将凌叔华喻为“中国的蔓殊菲儿”。 曼殊菲尔是一位来自于外国的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不论是关于曼殊菲尔的作品还是外貌都有很高的评价。

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正式相恋之后，他与凌叔华的通信虽是停止了，但凌叔华于他而言仍旧是一个相知甚深而毫无现实牵绊与烦恼的挚友。

他与林、陆二人纠葛不清，用了一生的心力，然而凌叔华始终在那里，令他精神上得一些永久的寄托。 “只有L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这“唯一”与“真”，都是徐志摩的心声。

面对世人对于他们感情关系的猜度，凌叔华一再澄清，她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 她曾写信给友人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于她来说，徐志摩是一个文友，他也一直视她为知音。但这友谊中究竟有没有暧昧的成分，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 徐志摩也许是凌叔华心中永远的秘密。

也正因为这份特殊的挚友关系，徐志摩方才两度将自己最重要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管。

所谓的“八宝箱”是一只装着徐志摩日记、文稿以及陆小曼的日记和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等等的小提箱。“八宝箱”中的这些日记、文稿记录了徐陆之间的情事，并涉及到了林徽因。

如此牵涉复杂的八宝箱，在徐志摩意外坠机后，曾一度引发了争夺此箱的纷争，作为保管人的凌叔华也因此被牵涉其中，并与林徽因发生不快，从此不相往来。想来这也不是凌叔华的本意。

由“八宝箱”产生的恩怨纠葛，归根结底还是徐志摩的情爱所致。现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人都已作古，这件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谜案，也成为文坛中又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这个曾被誉为 “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走出深门宅院后，追寻自由恋爱，也曾经历婚姻的苦楚，陷入婚外情的狂热，终又回归婚姻的无奈；与徐志摩的知己之交，让她陷入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宝箱”困扰之中。

如此丰富的情感经历，为她的人生又增添了一份姿色，也让她体味到了世间的沧桑，无憾又无悔。当一切过往都化为云烟之后，回到她的文学与书画世界中，此后 一心临摹宋元古画，感情的褶痕，想必都藏在山石松竹间吧。

⑸ 《酒后》表达的情感什么

凌叔华的成名作《酒后》恰恰是其现实情感生活的对应与巧合。女主角采苕与丈夫永璋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子仪之间的关系，正是凌叔华、陈西滢与徐志摩三人关系的写照。那么，当这种情感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相冲突时，又该如何处理呢？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评论，凌叔华的小说是“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我想，这应该不仅可看作是对《酒后》的评语，也可用于以凌叔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处理个人感情的心理模式吧。

⑹ 凌叔华简介

凌叔华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素心、叔华、瑞唐等，英文名SuHua。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一个士宦之家。幼年时先后从著名画家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学画，还跟辜鸿铭学过英文，从小在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中长大。1922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主修英、法文，副修日文，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4年，她在《晨报》副刊和增刊上，先后发表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等小说和《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散文。这些作品语言技巧比较稚嫩，反响不大。

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酒后》，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而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叔华在《现代评论》、《新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北斗》、《文学杂志》、《文季月刊》、《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多收入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儿俩》。其中《绣枕》等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使我们看见……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笔法细致秀逸。凌叔华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态刻画得传神可爱。

1935年，凌叔华主编过一段《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抗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后于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AncientMelodies》（《古韵》）。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法国，后在英国定居。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0年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1968年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的专题讲座。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有较大影响。1972年后数次回国观光。1989年底回国，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⑺ 凌淑华的《酒后》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心理

满意答案舂迗の芞蒠7级2009-04-10 以《酒后》为例分析凌淑华的小说主题。答：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也正是在上文所说的凌叔华那种“婉顺”、不事张扬的女性世界和淡淡笔调的描摹中，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深层传统意识有了展露的契机，给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和反思提供了“诊断”的依据，而且写出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探寻的心灵旅程。作为一个有着深层内审意识的女性作家，“在她审视性别角色的那种既冷静又温情、既批判又宽容的目光中，包含着一个男性大师们不齿占取或不屑占据的角度，即从内经验视角去提示那些连庸俗都够不上的女人的庸俗。”凌叔华用手中的“生花妙笔”书写了一曲鲜活的女性生命的赞歌，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反映女性渴望获得生理和心理双重解放的欲求，反映女人的精神成长层面。这其中有代表的是凌淑华的短篇小说《酒后》，塑造了一位敢于寻找自我主体价值的新女性，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写的是一位在家庭生活中不幸的男子，因醉酒鼾睡在朋友家，朋友的妻子采苕同情他的境遇，钦佩其才华和为人，于是便向自己的丈夫提出想吻一吻他的要求。我们首先不管采苕的这种想法是否经得起道德的检验，但多少说明了这一类女性开始微露那种大胆的对自我主体价值注目的端倪，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男性权威长期严酷地禁闭着女性的心灵世界，使她们对自身灵魂的表达受到来自外在世界的羁绊和束缚，承受着男权社会对她们“严重的审查”，只有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真正觉醒后，女性才能展开对自我本真的生命追求与探寻。作者在拨开小说叙述的遮掩和枝蔓中,诠释出真正的女性运动不仅追求客观上的平等,更是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勇于探寻女性主体价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绮霞已经基本具备这一要求。凌叔华描写了一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绮霞，从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作家把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看得高于幸福爱情生活之上，将女主人公置于尖锐冲突的生存境遇中, 使绮霞较其他女性走得更远，当别的女性还在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努力奋斗的时候，她已经触及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女性自我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在她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五四”以来现代女性追寻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并把这种自觉行为上升到女性是人格独立、具有主体性的人的高度，并在痛苦的思索之中决然地实现自身质的一次蜕变，这使女性生存的底色中透射出新的时代曙光。

⑻ 谁能告诉我凌叔华的《酒后》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了在当时提倡婚姻自主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年代，而作为女人，女人就应该追求婚姻自主和追求个性解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采苕“追求爱情而又羞于流露友情，感情适可而止，没有悲伤与忧愁，没有挣扎与耻辱。一吻之求，充其量不过是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急波狂澜在一个温饱宅院中泛起的若隐若现的涟漪”。

女主人公采苕在小说当中就像一一个少女一样，她在追求者自己的幸福，但因现实的约束，她又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丈夫的感受。如果采苕并不是一个少妇，她定会敢于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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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是闺秀派凌叔华于1925年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第- -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主要写了一个少妇采苕，向丈夫永璋请求让她去亲吻他的喝醉酒的朋友子仪，但最后并没有亲吻他。

这篇文章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熟练的技巧向读者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行为，可以从写作技巧和写作含义进行分析。

作者运用了比喻、联想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例如在描写.子仪正在睡觉时的姿态，作者写他的两颊红得像胭脂一-般，以一一个词胭脂，就能让人想象出子仪脸颊的色彩，对子仪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⑼ 凌淑华的感情世界

本文摘自《民国十大奇女子》作者:肖素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民国书生”陈西滢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八宝箱”之秘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 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⑽ 凌叔华的主要作品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
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内容简介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他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春风骀荡，冰山融释，一大批被珠埋的老作家又露真容、显峥嵘。凌叔华的《花之寺》、《爱山庐梦影》和《古韵》等佳作再度问世，获得赞誉。一般读者认同的是作家的凌叔华，画家的凌叔华却鲜为人知。盖一是她文名太盛，二为她的画作罕见，甭说真迹，连复制品都难觅。
凌叔华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她的画作题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北京的胡同、伦敦郊外的风景、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更多则是春兰、秋菊、秀竹、凌波仙子和蜜蜂、蜻蜓之类的花卉和小生灵。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她的文、画同风，一如其人，轻描淡写，着色不多，而传来的意味很隽永。其简约、淡雅，神韵欲仙。1943年武汉大学校庆，凌叔华作《水仙》长卷志贺。她的一位学生晚年忆及此画，印象仍十分深刻，他说：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蓊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再看这幅山水横幅：秋水、芦苇、古柳之间，一老翁抛丝，悠然独钓秋色。题语是：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充满文人情趣。朱光潜先生称赞她的画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齐白石在读她《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一种清幽、感伤、婉约与缠绵浸淫尺素。
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
凌叔华研读的是外文，但她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
她出生于丹青世家。父亲凌福彭曾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并点翰林，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工于词章书画。母亲亦通文墨，爱读诗书。外祖父本系粤中画坛高手，家藏书画极丰。其父与学界画坛时彦过从甚密。康有为、俞曲园、辜鸿铭、齐白石、陈寅恪等社会名流是她家的常客。她的英语启蒙先生是辜鸿铭。凌叔华耳濡目染，幼时对绘画便有兴趣，常在家中粉墙上练笔。家人即延聘慈禧宫廷女画师缪素筠教习，后正式拜丹青名家王竹林、郝漱玉为师，还得齐白石的亲传。她在这种强烈的艺术氛围中薰陶、成长，俾使画艺日进。
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
凌叔华自言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
二十年代，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画会，十分活跃。只要有人折柬相邀，画家们便召之即来，茶馀酒后，濡毫染纸，直抒胸臆后，尽兴而去。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一文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那个画会是由她作东主办的，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金拱北等晤聚品茗、把盏后，凌叔华裁纸磨墨请众人合作《九秋图》。姚范父题款：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姚茫父兰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此画被凌叔华视为藏画中的精品。撰写此文时，我询及凌叔华女公子陈小滢此画今何在，她痛心地说，失于战乱。所幸的是她家留有照片。
画结识夫君陈西滢
更有趣的是凌叔华缘画结识夫君陈西滢
那是1924年，凌叔华在燕京大学外文系就读，行将毕业的五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在家中以中式茶点诚邀泰戈尔到家中作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之众。凌叔华晚年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也就是在这次茶话（画）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
不久，凌叔华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遂相恋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以画为媒的佳话。
1928年陈西滢到武大当教授，后接任闻一多的文学院长之职，凌叔华作为眷属同往寓双佳楼。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苏雪林本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同窗，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又拜凌叔华为干妈，因此三人友谊非同一般，一直延续后人。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她的老学生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苏雪林也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抗战岁月，武大内迁，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凌叔华便寄情丹青，以此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恐惧。苏雪林在暮年回忆中说：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连开几个画展。
凌叔华为人的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他们互送字画，或诗文唱和。某年，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叶贺年卡，构思独特：大海边的沙滩上，一稚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来，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便以此名为讲题。
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三十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引起轰动，让洋人一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鲜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巴黎《世界报》、《先锋论坛报》撰文称颂，电视台也采访。令凌叔华兴奋不已很过瘾的是：与她画展同日开幕的日本文人画在小卢浮宫展出，报纸评论仅说日本的插花很美，对画却不置一辞。还是后来五十年代她在波士顿办的画展时，莫洛亚为她的画展题的序言才作出了较高评价。
凌叔华虽长居国外，但她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望九之年还想办画展。她很想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汉石拓画，在美国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七十年代，她回大陆旅游，还背着画夹到北京小胡同写生。她舍不下手中的笔。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她的最后一片叶子。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