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小说主角的性格问题
萧晨 生得一副好皮囊,
感情不是很丰富..
因为长生界传达的是一种保家卫国的思想..
所以萧晨为九州而战他舍弃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当然代价是他没有太多的儿女私情
但这个人物绝不苍白
况且他并不是狂妄无知
..
他狂
是对敌人的一种战术也是一种勇敢
他无惧任何强敌！另外
个性方面
他有相当多的优秀品质
缺点是杀人太多了
...
他是踩着尸体走来的 萧炎
不好说
3星斗皇和好几个女的有问题 就洪易而言，这个人是神机大大塑造的一个完美的“人”不会以谎言来为自己开脱。可以说这样的人集齐了人性所有的优点，但太过虚幻，也看过去太过功利，他有太多特点，所以反而感觉不到他的特点。
反正就是坚忍果敢有大毅力 天生教主·有抱负
洪易算度深沉，处处彰显其智
。 林雷是一个类似于创世神的人。林雷性格的缺陷：
感觉很自私得到好东西，总是喜欢窝着藏着，有时候甚至连BB和DLY都不知道，FQ只是在很久以后才随意的交代一下。完全没有那种有好东西兄弟亲人共享的那种精神。他很少和BB提问题，即使不懂，仿佛永远都是BB问他。作者推崇的是实力决定一切。但是也有对于亲情的不懈追求。
主人公总是执着于修炼和突破。林雷超出了所有位面的最高神，成为可以创造宇宙的人，也远超出了四大至高神。至于多强，那是无敌了。 韩立这个主角，很简单，很胆小很勇敢很冷酷很灿烂
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一步登天，我们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爬。 永生中，方寒的性格，很简单
小人性格 辰战 感觉 很神秘的强者
令人仰望的武道第一高峰
不跪天 不拜地 只尊我自己
百战不死，百战轮回，为战而生，为战而活。佩服 陆云有坚强不屈的个性，与天争命，逆天之路艰难坎坷，伴随他的是：苍天诅咒，还有那傲雪、沧月、百灵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与林云枫真挚的友情，与紫阳真人那深深的师徒之情和那生死之间的荡气回肠与执着不弃的悲壮傲气，不无催人泪下。
② 关于穿越小说主人公性格问题
如果现实一点地说的话，个人认为真正明哲保身的人是不太会去趋近利益核心的（将你这个核心理解成了国家政府之类，没问题吧？）
多数小说写的都太过简单，好像只要知道历史就可以随便怎么玩了，但事实上掉进了过去的历史，主角如果要在利益核心中说话，作为一个平白无故多出来的人，他本身就是无法忽视的一个变数，同一句话，本来应该是历史中某个人说出来，却被主角说出来，不一定就能达到历史中的效果。他说话时的态度，语气，他的地位，人际关系，以及他说话的时机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他如果只是知道历史，却没有相应的应变，筹谋能力的话，一旦和他说话的人没有作出历史上应有的反应，他所有的计划就被打乱了。
但是如果在利益核心外，其实运用历史就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对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没有影响了，如果你知道什么时候某地会发生战乱，就可以尽量远离那个地方，如果你知道什么时候饥荒，就可以作出相应预防措施。只要你不太张扬，基本上没有人会多注意你为什么这么幸运，都能在灾难来临前准备好。
如果在利益核心中，你一旦利用历史，就必须想好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你认为那里会战乱，为什么你知道那里有饥荒。你说这个人去打仗肯定会失败，为什么（同时你得想办法不得罪人家）。
凡是敢于挑战利益核心生活的人，都必须有不依赖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的准备，因为真正的生活是存在各种变数的。
③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有什么特点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城市流浪汉，他们酗酒、赌博、勾引女人，终日无所事事，但他们和真正的“黑道人物”又不同，他们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多是干部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口成章，风度优雅，他们多出自北京的部队大院，是所谓的“干部子弟”。他们曾经作为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而处于社会的上层，但文革颠覆了这个等级，而使他们见识了世态炎凉。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又跟不上经济弄潮的趋势，而多少成了落伍者。但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都使他们害怕自己白活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确认自己“你不是一个俗人”（这是王朔一部小说的题目，可以视作王朔小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在王朔的笔下，常常能见到这一类“末路英雄”。他们最恐惧的是别人的嘲笑和轻蔑，为了维持自己的一点自尊，不惜与最亲密的人反目成仇。
上述王朔作品的特点可以在这些小说当中体现：《空中小姐》、《过把瘾就死》、《浮出海面》、《动物凶猛》、《你不是一个俗人》等。《动物凶猛》是王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发表于《收获》1991年第6期。这部小说写的是文革期间，部队大院中一群“生瓜蛋子”（十六、七岁少年）的生活，打架、追女孩、偷窃、玩耍，是对青春成长期的一种追忆。王朔采用了多重叙述声音并存的叙述方式，使他追叙的故事既真实又虚幻。
④ 小说课笔记：小说情节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文/云懿
一、为什么你的小说不会吸引人？
原因在于你的情节不精彩。
情节：有冲突的情节或者有情感或情绪的情节。
没有冲突，但是有引起情感共鸣的情绪或者情感，也是好的小说。
情绪：幸福、痛苦、快乐、美好。
1、当主人公面临选择时会吸引读者。(有冲突矛盾，有困境）
2、情节平淡，但是有带有情绪的情节。
二、什么是冲突？
冲突就是主人公面临的困境。
小说讲究一波三折。当出现困境即主人公成长面临的阻碍，你想出来解决的方法，而会让故事变得更精彩。
冲突等于阻碍加过程。高潮等于冲突加转折。
转折就是出现困境时，面临选择时做的决定。转折时决定主人公的成长及命运。
三、高潮怎么设置？
一是根据读者的需求，站在读者的角度来思考。
二是做的选择应该关乎小说的主题。
四、该如何设置冲突与高潮？在哪里设置？设置几个？
一篇文章可以设置好多个高潮与冲突。
举例：用人生作比较，从小到大我们面临多少次选择，小说主人公就面临多少次选择，从小到大，总有那么几件大事，对我的们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最大的高潮。小时候上哪个初中，哪个高中，这就是小的选择，要上哪个大学与选哪个工作，这就是比较大的选择。
学会埋坑并解决掉。
例如：情感小说里，当面临吵架时，选择的处理方式不同，结果就不同。若放在一个国家里，最高领导人所做出的决策不同，国家命运也不同。
例如：在职场里选择不同，与竞争对手的结果就不同。
如果普通人从小受欺负，如果想逆袭，需要遇到特殊的事情，才能让他的逆袭顺理成章。
五、怎样设置小说的情节？
一是对比真实生活设置遇到的问题。生活其实就是小说，小说来源于生活。
二是精彩的情节来源于主人公的欲望。
出现困境，来源于主人公的欲望。欲望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想要钱，或者更好的未来，更好的爱人，自由或者梦想？
三是故事的高潮就是主人公的绝境。即陷入两难时的困境。
例如女人在男人闺蜜间的选择，善于恶之间做抉择。
举例：如果女主想离婚，但就是离不了，它面临的困境有：女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没有一分钱、男的不想离、亲朋好友劝她离。
四是故事的转折就是主人公解决困境的方法。
没有人的困境一直存在，所以要解决困境。不停了解主人公的欲望，每阶段欲望会不同。
五是长篇小说需要不停的给主人公制造困境。
六是人物的成长以及心理变化是小说的核心。
主人公每经历件事情后都会成长。
小说中的人物不能只展现善的一面，他也应该会有恶的一面，才是真实的，人是善恶合体的。
小说中人的性格是会变化的。
七是围绕小人物大人物的绝望、失望、嫉妒、失去、难以对抗的事情进行设计情节。
⑤ 紫色人形中主人公对生死的乐观态度是什么
紫色人形中主人公对生死的乐观态度如下。
1、主人公柳山是一位艺术家，热爱生活，喜欢创造美好的事物，在小说中，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并且对生命充满热爱，尽管身患重病，但并没有放弃生活，而是继续创作艺术作品，希望能给人带来快乐。
2、主人公秋山是柳山的妻子，也同样对生命充满热爱，一直陪伴在柳山身边，帮助度过困难时期，尽管知道柳山的病情不慎，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一直陪伴在柳山身边，给秋山温暖和希望。
⑥ 应当如何理解王蒙小说《蝴蝶》中张思远的顿悟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王蒙小说《蝴蝶》的主题是张思远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而这个危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它源于张思远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组织的怀疑。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所谓“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政治灾难）的根源。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向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即脱离人民群众，似乎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图证明，这个重建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和矫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学中的忠诚主题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革命者/革命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的绝对效忠。不同的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与此同时，革命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对忠诚问题又特别敏感，这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为革命者或共产党员，他们是革命内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工农革命者的纯洁“血统”（阶级出身）。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对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内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内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变节的“自己人”。这样，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革命者内部对忠诚问题特别敏感的部分，是“组织”最不放心的部分，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组织宣誓，不断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在以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复书写。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蒙受了冤屈，产生了大量冤案。所谓冤案，说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诚受到了组织不应有的怀疑乃至践踏。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谓复出“右派”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纠缠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原谅组织还是告别组织——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能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认同的建构和新主体性的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2]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符合我们上面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规定：知识分子兼高级干部（《布礼》中的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是党的老干部，官至市委书记、副部长），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文革”后获得平反，重新成为革命干部（毋庸讳言，这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然有作者的影子）。这样，主人公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方式，就成为解读作品的关键和枢纽（限于篇幅，本文只解读《蝴蝶》，《布礼》将另文解读）。
二、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可怕？
本篇小说名为“蝴蝶”，取典《庄子》“庄生梦蝶”以隐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有明显象征意义（这一点也与《布礼》中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相似）。[3]贯穿于整个小说的，正是张思远反复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谁？张副部长还是“老张头”？“我”是一只变化不定的“蝴蝶”吗？“我”的归宿到底是哪里？首都北京（回到官员身份），还是山乡（彻底化身为农民）？与这个身份困惑相应，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问句：设问、反问、自问自答、问了答答了再问，如此等等。
与钟亦成类似，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源于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剥夺，源于他与组织的血肉联系被突然割断，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了来了。[4]因此，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革命和组织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组织，而革命和组织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第620-621页）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然而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这个张思远是“一个罪犯、贱民”，“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第621页）于是，张思远产生了深深的迷惑：“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第621页）
对张思远这样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认同、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陷于混乱，陷于认同危机：
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
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第621页）
可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渗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组织的逻辑、组织的力量就这样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它可以转瞬之间把同样一个张思远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不可一世的地委书记，一个是猪狗不如的反革命。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会儿威风凛凛，一会儿猪狗不如：“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变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荣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过一样”。（第619页）
这或许就是当时环境下张思远和所有其他个人的悲剧：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无可选择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平等契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这种效忠是单方面的、强制的：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建构身份、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因此，即使忠诚被剥夺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于革命和组织的回心转意，以便摆脱噩梦一般的变形记：
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这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第621页）
但尽管张思远死不承认自己是“敌人”，苦苦坚持自己的忠诚，但他却不可能自己判断自己是谁，自己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极“左”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已经剥夺了他自己定义自己的能力，只有组织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进者，组织可以宣告张思远“不忠”，但张思远却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着组织错了）；也不能接受——这是更加荒唐的——这个判断，从而真的变得不忠（那就变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等待组织终有一天承认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并为他平反昭雪。
显然，张思远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变形记”“蝴蝶梦”是特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身份悲剧。小说写到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后，对自己命运“百思不得其解”的张思远最终把这一切说成是不可解释的“一场噩梦”，“一个误会”，“一个差错”，“一个恶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术”“变形”：“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比喻把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灾难神秘化了，仿佛张思远们的命运是不可解释的宿命（这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对理性反思的回避）。在另外一些场合，张思远又把自己的命运视作“报应”：因为自己曾经积极参与了各种“整人”运动，打倒了从报纸副刊主任到市委宣传部长的一大批干部，“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第620页）一个“轮”字就把张思远的悲剧原因遮蔽过去了，连一个具体的加害者都没有。[5]这种类似宗教轮回和报应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释清楚张思远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社会历史灾难的真正本质、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6]
三、劳动-人民拯救的神话
与《布礼》中钟亦成稍有不同，张思远并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单纯受害者。小说写到他曾积极参与了从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参与了整人。在第一个妻子海云被打成“右”派后，张思远怒斥海云并与之离婚。这一切表明他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并非清白无辜，他“文革”后自我反思和忏悔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布礼》中的钟亦成基本上没有忏悔）。但非常奇怪的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也是导致张思远参与整人、给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实上他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触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本质。[7]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换成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脱离人民群众），似乎组织和张思远本人以前的错误都在于脱离了劳动，疏远了人民群众，因此，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说中张思远身份危机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劳动”和“人民”这两个宏大能指上的，重建与劳动以及人民的联系使张思远获得了新生。[8]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他心里装着秋文（“秋文”这个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这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第605页）由此张思远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而且经过秋文（“人民”的代表）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另一个纠结和矛盾——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农村，享受特权还是拒绝特权——也成功地化解了，因为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第645页）于是，官复原职、享受特权、与农民之间天差地别的各种差距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说了农民“只会摸锄头把子”），就成了“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第645页）于是，心里装着“老张头”——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我”，已经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张思远——张副部长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张副部长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也弥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这个通过劳动和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
先来看劳动。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了解自己。但张思远了解的是自己的什么呢？是自己的身体器官：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张纪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页）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体。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而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本来就是非政治的。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悲剧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何其难也！
再来看看人民。在发现劳动和身体的同时，张思远还发现了人民（这和他的反思特权一致）。[9]人民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被美化为拯救力量：“十七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二十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第631页）人民是纯洁的，朴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这个所谓“人民”（“农民们”）是非常抽象的、无名的。就算这些“人民”真的淳朴善良，他们也不可能解决张思远因为极“左”政治的迫害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
何况，《蝴蝶》中的“人民”形象还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赋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么，不那么抽象的倒是作品张思远在升任副部长后故意放弃特权、坐普通硬卧时遇到的那些人（见小说中的“上路”章）：那个态度粗暴的、势利眼的列车服务员，那个开口就骂“X你妈”的小男孩，那个邀请他打扑克的、“嘴里发出葱味”的胖子，以及那个排队买饭时蛮横不讲理地插队甚至要打他的汉子。这些更加具体的、粗鄙的“人民”，讽刺性地解构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当然，无论是对火车上刁民的描写，还是对山村良民的描写，对于张思远由于忠诚危机而导致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而言，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从这些地方看，张思远副部长对于“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个似乎是张思远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张头”，也是一个从来不会说话的影子而已，只有叙述人——也就是副部长张思远——才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副部长张思远在膜拜“老张头”的同时，也会流露出对后者的不屑：“老张头虽然轻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第650页）是啊，身负天下苍生重任的张副部长又怎么可以和这些平庸之辈同日而语呢？
故地重游部分是小说的重头戏，它承担着张思远“文革”灾难之后重获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任务。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动。考虑到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是“文革”极“左”政治带来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随极“左”政治的错误），他的身份认同的重建必须深刻触及到对这个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但是实际上这一切在小说中全部没有发生。张副部长放下繁忙的国家大事故地重游，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为危机。但到下乡后他所见到的一切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吗？没有，无非是鸡鸭鱼肉、儿童时候熟悉的打枣场景、和乡亲们的原始情感之类。“枣雨”这部分写张思远故地重游时候的具体见闻和感受，全部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都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漉漉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第656页）不能说作者的描写不真实，问题是：这样的原始“乡音”“乡情”能够使得张思远克服政治认同、政治信仰的危机吗？不能，因为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根本就不是源于远离了此类“乡情”、“乡音”。
所以，这次回乡之后的张思远和之前的张思远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他的故地重游本质上是自己给自己做秀：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为自己重新享受特权地位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四、让人纠结的特权
《蝴蝶》中的张思远翻来覆去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享受特权是否应该。这种思考明显带有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讥讽自己的特权（与此相关的是讥讽自己的副部长或市委书记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带有这样的暗示：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到农村劳动改造是罪有应得，因为他脱离了劳动，脱离了人民群众；但另一方面，张思远又要不断地为自己的复出（离开人民群众）辩护，也就是为自己继续享受特权辩护。
这样的折中立场决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对于张思远复职后的物质享受和特权的嘲讽，但这样的嘲讽又不能过于尖锐，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便为自己的复出后继续享受留下余地）。小说中有大段对部长楼的矛盾心理的描写（既留恋又有些鄙视）。值得注意的是，张思远在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特权时总是不失时机地着意提醒读者：他这是属于故意放弃特权，也就是说，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应该有特权的：“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电话通知当地的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第646页）一个稳定地拥有特权的大人物故意放弃特权做一回“平民”（当然是暂时的），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为了精神自救——给自己一个交代。正是由于这种特权的悬置是暂时的，伪装成“平民”的张部长才因此而获得了意外的观察力和审美乐趣：闷罐车里的张思远审视着甚至非常享受地观察着下层人物及其表情变化。
但对于官职和权力的留恋毕竟是第一位的和压倒性的，这点在他刚刚官复原职、回到市委小楼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白——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权力还刚刚回来，因此也就不能装得对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楼……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第639页）真是妙极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资本嘲笑金钱，同样，只有坐稳了权力宝座的人才有资本调侃这个宝座，这种调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现。可见，张思远对劳动和乡村的赞美，对权力、地位和特权的时不时冒出来的妙趣横生又无关大局的讥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在继续享受现实中的特权的同时，又能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你看我虽然享受着特权，但是却并不迷恋它、甚至还有点看不起它。只有享受着特权的人才能获得讥讽特权的能力，只有官复原职之后的张思远，才能暂时悬置自己的身份，假装成为平民故地重游。故意坐破闷罐车回乡（仅此一次）既满足张思远的平民主义冲动，又可以让他在获得“人民”授权之后心安理得地坐着轿车和飞机（隐喻特权）回北京。这不是一种表演又是什么？
最后必须指出，张思远这一暂时悬置特权、以便更加理所当然地重新拥有特权的表演，果然为他赢得了道德的优势、人民的授权、内心的安宁，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权位置：再也不为自己的特权焦虑，相反坐在飞机上“安静地睡着了。”张思远不再犹豫不决、焦虑不安了，因为他虽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页）
这大概就是一种张思远式的知识分子兼高官的聪明智慧：反思特权又不拒绝特权。作为高官，他当然要享受特权（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作为知识分子，他当然要蔑视特权（哪怕是装样子）。[10]
回到北京那个部长楼后的张思远舒服地洗着澡，再次享受特权和高级生活，但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和内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这个时候，特权生活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发生了倒转，它不再是使张思远坐立不安的脱离人民的标志了，因为他下过乡了。
⑦ 鲁迅小说创作中哪些体现了其自身经历与生命体验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因为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反抗（复仇），他以不断批判来体现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要求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并几乎在现实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的批判性也就永无终结。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想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在于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灵与灵魂，还在于他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它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社会相”、“共名”），可以说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也是他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鲁迅不是对某个人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文章时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于对其实质性内容的把握与理解的。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
鲁迅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是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这就是说，鲁迅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做着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鲁迅的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题材。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的杂文可以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另外，他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骏的美学效果。
鲁迅杂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固有的顽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征，即卑怯与凶残。
有几种最为典型的表现：
其一：“羊”与“凶兽”的结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中国人稍有权力，大多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一到大势已去，就温顺多了，满口中庸之道；待到倾败，沦为奴隶，则也处之泰然，津津乐道于顺民的太平盛世。这种奴才，是中国”鹰犬塞途，干儿当道“的屈辱史的产物。
其二，”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叭儿。所谓”诚于中“，指他们做奴才做得心满意足，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形于外“和”相“，有不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满志得，嫣然如梁启超所说的”心奴“。
其三，知识阶层的奴才。他们对于主子小骂大帮忙，竭力把奴性掩盖起来，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当奴才，还不忘”教育“无产者要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爬上去，以以争当候补奴才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旧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词地投靠新的权门。
鲁迅作品有：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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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写小说时关于主角的20个问题如题 谢谢了
主角想要使得主角富有个性﹐那么主角的性格就不能跟风﹐这对于有大量人际关系的人来说描绘起来会比较容易﹐因为他们见过人生百态。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自闭的人来说﹐就只能在漫画与电影为样本考虑一名主角的形态。但是记住一点﹐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在小说中出现完美的主角﹐那么对一名作者来说﹐就是失败。读者都拥有一些缺点﹐比如不受欢迎﹐因此他们会代入小说中以寻求一种安慰﹐那么小说中的主角与他们相似的背景会引起一些共鸣﹐这是基于市场需要的一些商业化写作。 但是一部好的小说这点并不重要﹐只要做到将主角写得像个人﹐有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绝对完美的美男子等等等﹐这样取信度低﹐而且对作者而言写作的材料就太过狭窄与庸俗。 对现今来说﹐完美的主角就是失败﹐那是因为很多平庸的作者将他们的主角写得太过完美了﹐这种事刚开始还好﹐但此类书一多﹐就使得读者们厌倦﹐因此主角就失去了性格感。因此﹐尽量不要将英俊﹑富有﹑聪明等条件一起加在主角身上﹐太过完美的主角﹐不会有太多的真实感与存在感 ﹐那么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更重要的是﹐这类主角出现太多了。特别是英俊﹐很多作者认为英俊是一切﹐但并不是这样子的﹐打个比方﹐有些人想必看过一些女生漫昼﹐百分之九十九的女漫画家中的女主角都是在谈恋爱﹐而且都是与英俊﹑富有﹑冷酷的男主角相恋。 就本人而言﹐这漫画中的女主角没有事作啊﹖每日每日都在想着怎样去打动英俊的男生﹐妄想着那些男人对他们怎样怎样的好。男人最好富有﹑英俊﹐是明星就更完美了。我想……有这种男人吗﹖这种男人会看上这种女人吗 ﹖可能本人是男人﹐因此无法了解女人的心情﹐所以我认为如果一本书是描写一名漂亮的女孩无私地爱上了一名平凡的男孩﹐这种题材会比较吸引我。 而那个外貌平凡的男孩又拥有一些难以看到的优点﹐而这种优点又被一名富家女子发现了﹐而引起三角恋……说远了。女生漫画中﹐彼男彼女的故事就比较吸引我﹐因为里面的女主角十分有性格与其它女性漫画的女主角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种不一样给人个性鲜明的吸引力﹐读者们都是在看这种不一样的人物。 接下来谈到主角的能力了﹐通常是力量﹐外貌﹐智能﹐运气几方面。 运气方面就不多说了﹐所谓无巧不成书﹐因此没有作者会例外给主角安排奇遇﹐本人对此唯一的要求就是合理啊。外貌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能写得不错﹐因为这描述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困难﹐虽有技巧方面可以礸研﹐但本人没兴趣多说。 但是只有一点﹐看过那么多书﹐我不觉得英俊的主角在男性读物中受欢迎。平凡是最基本的标准。丑陋嘛~﹗这对作者的要求比较高。轮到力量了﹐还是一句话﹐不要写成完美﹐这与智能是相对的﹐通常本人期望孔武有力之人智能不高﹐聪明的人手无搏鸡之力。当然书中例外的是有﹐但绝对不要是主角﹐那样的书太多太多了﹐现在巳失去了吸引力。 而且说到力量方面的魔幻作品﹐很多人还是希望给予主角魔武双修。 唉 ﹗第一﹐还是老话﹐此类作品太多了。 第二﹐你把作者写得天下无敌那你小说太监的时间不远了。 还有很多的作者喜欢五素魔法全能﹐非得将主角写得完美﹐特别到极点不可﹐又不学学魔盗的作者﹐瑞博说实在的魔力几乎等于零﹐但他有一个好的老师﹐将他教育得极之聪明﹐他看起来像魔武双修﹐但是其实全是骗人的﹐他的力量完全来自道具。 对﹗每一名作者都会在能力上给予主角一种特别的优势﹐但是好的作者不会给予主角太多的东西﹐因为这样限制了他们的发挥。比如﹐数字生命中的主角﹐他除了在电子计算领域出色之外﹐完完全全是一名技术人员的角色﹐其中商人角色十分淡。而主角不会武功﹐不会魔法﹐更没有超能力﹐还遇到过几次暗杀。 但这样的主角十分吸引人。如果这部书的主角又练气功﹐又学魔法﹐再跟修真拉上关系﹐好嘛﹗我也别看了。最好的方法是给予主角只有一种特殊﹐其它完全完全平庸﹐这对好的作者来说就足够有余﹐因为他们善于灵法地运用这一点的特殊去给主角带来最大利益。 比如《重生传说》主角唯一的优势就是知道至今2003年的历史﹐这还不足够吗﹖对作者而言﹐足够了。因此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而有些作品读者回到过去不说﹐还去学武功﹐练内力。我去~~﹗ 智能﹐这方面对作者来说要求是最高的﹐要怎样才能使描述出主角的智能﹐那只有通过一些剧情来带出。三言两语说他的IQ有多高﹐学习成绩有多好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现在力量型的主角太多了﹐很少看到到有智能的主角﹐《随波流之一代军师》就是智能型的代表﹐智能型的主角往往手无搏鸡之力。但却是最受欢迎的主角﹐更是最难写的主角。因为这也考验作者的智能与文笔﹐敢写的人不多。 一部好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的神秘感﹐主角有一个惊人的秘密﹐但只有主角一人与读者们知道。其它人全部不知。我不明白很多的作者都喜欢让主角向朋友或者情人泄露秘密﹐以求那所谓的以诚相待。这是屁话﹐在现实中没有人会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就算再亲近的女友都不行。 本人之所以那么喜欢‘棋魂’﹐那是因为左为的存在是主角一人的秘密﹐没有任何人知道﹐别人只能猜测﹐猜不出来或者猜错﹐这才是卖点。因此不要受到肥皂剧的影响﹐照搬肥皂剧的剧情﹐那是极不理智的﹐要想一想﹐如果我真有这个秘密那么我会不会对人说﹐说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后果。
希望采纳
⑨ 从思想意义上讲，《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有哪些进步思想，又有哪些阶级局限性
《鲁滨逊漂流记》的主题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一）进步性
在作者的年代，社会工业革命带来了绝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技术发明接连不断，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对外贸易财源滚滚，海外扩张伸展到了全球，即使一无所有的贫民，只要敢于冒险，大胆进取，就能有发财的机会。《鲁滨逊漂流记》打造了一个坚强勇敢、刚毅、勤劳、智慧的完美个人，赞扬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性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勇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肯定了人的创造能力，从人的创造能力角度来揭示人的自由本质，在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中，进一步看到了人的能力的巨大作用，从而弘扬人的聪慧和劳动创造能力，否定了上帝万能以及上帝创造一切的荒谬的理论，一种无所不能的挑战欲燃起了笛福对生存的美好盼望，并借鲁滨逊的奋斗历程把人的能力推到了顶点。鲁滨逊精神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在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开辟的新天地鼓舞下，人们开拓自然，占有自然的艺术性表现。
（二）局限性
1.侧面反映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笛福及其作品推崇人类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虽然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和鼓励，但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因为，人类的这种无节制的对于物质的依赖和财富的攫取，顾此失彼，会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导致拜金主义的盛行和物质享受的无度，并最终导致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人类陷入迷惘和消沉。马克思认为，从必然走向自由，要经过一个“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阶段。人类挣脱人身依附的欲望，归根到底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人们“完全埋头与财富的创造和和平的竞争”，在摆脱了人身依附之后，人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而是得到了一种“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这种依赖是无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只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的物化就是无可逃遁的，所以鲁宾逊是历史的英雄，又是人的悲剧。
2.笛福的自然观对21世纪的地球现状而言是消极的。21世界的人类为笛福所推崇的自然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诸多严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深陷生存危机，人类甚至连呼吸、饮水和行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行为都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大众调整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拓展视野，以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人的位置、人的活动和人类的前途。随着城市工业的开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人类的物质虽然日益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却陷入贫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工业模式经济威胁和毁灭了大自然，是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对大自然的肆意掠夺、侵害和毁灭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因此，我们作为21世纪的读者，从文学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作品，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要从以人为本转变到以自然为本，不能在地球生态灾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还一味地赞扬对于自然无节制的征服和占有的行径。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的力度也在逐步增大，对自然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寻求更合理和更持久的生态生存路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每次，当环境威胁我们时，人类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有句话说得好，“谁靠这片土地生存，谁就会伤害它”，人类在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时，有没有问问自己，人有什么权利来征服自然，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儿子，人类群体性地忽视人类生态环境将最终导致人类毁灭。人类想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是恶劣的，而根除这种思想就必须人人都要有人类是自然之子的意识以及人类和自然平等的意识。自古，我们中国就崇尚“天人合一”，我们要逐步建立“生态中心论”：摈弃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而要以生态为中心。“生态中心论”把自然视为与人类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要求将自然当作像人一样的伙伴来尊重其应有的价值和权利。在上帝和人类的约定中，上帝答应给人类提供土地、河流、阳光、食品等一切人类所需要的，但上帝也要求人类平等地答应遵循上帝给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和基本法则，要人类体恤和善待大地，爱护草木和动物，尊重一切生命存在的权利。这种思想是人类必须敬畏生命的生态理论基础。
简言之，我们要认清楚真正的需要，不要因为多余的需要而产生占有欲和征服欲。在现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大趋势下，我们要改变不良的经济和消费的观念，反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畸形消费。在经济制度上，要变传统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提倡生态生产，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时时刻刻想到子孙后代，与自然和谐共处。
3.在物质至上的指挥棒前，宗教信仰变成了应时性的工具。鲁滨逊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上帝的存在，他从内心深处悔悟，真心诚意的祈祷上帝，恳求上帝的拯救。一句圣经中的：“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一直给他精神的鼓励。宗教保全了他的心智，成为他以后解决问题的有利的指导，其实质是信仰和上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被他实用化和物质化了。在此，宗教不再是一种虔诚的信仰，而是成为平衡苦闷心理和克服绝望情绪的一种武器，宗教已经蜕变成一种积极而实用的处世哲学和一种自我拯救的工具。
4.鲁滨逊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冷漠与功利的态度是个人利己主义的体现。鲁滨逊追求财富及其体现者——金钱。他的追求体现为物的满足，物的背后的人际关系被掩盖了。他需要星期五，但并不依赖他，星期五只是他忠实的奴仆，是一个新的劳动力。他接纳了欧洲人，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只是他岛上的臣民，是为了充实他小小殖民地的人丁。最典型的是鲁滨逊对待摩尔少年佐利的态度，佐利曾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从奴隶主手中逃脱出来，而且还尽一切可能来照顾他、保护他，对他可谓忠心耿耿，他曾在激动时决定“从那以后一直爱他”，并许诺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大人物”。但当葡萄牙船长出高价购买时，他便不能抵御好买卖的诱惑，随手把佐利卖做了奴隶。虽然懊悔在后来也曾出现过，但那只是当岛上的生存压力使劳动力比金钱更有价值的时候。总之，鲁滨逊有充实而坚定的内心导向，除了上帝，他甚至不必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力量，这种导向就是明确而单一的利己主义。因此，小说中主人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功利主义的，在他们看来，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非经济的联系和活动相对而言是次要的。因而，他们的感情总是伴随着清醒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对待他人的态度也完全根据他们的商品价值而定。
总之，笛福及其作品赞扬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开拓进取，不畏艰难，勇于冒险的精神，蕴含了劳动创造美的思想，却因歌颂了一种永不满足地对外扩展的殖民意识，以及无节制的对自然的洗劫行为等表现出了时代的局限性和消极意义。
⑩ 爱的教育故事中的主人公主要是谁和谁小说写出了他们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
这个故事主要就描述了一个人们对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一些爱的故事教育，我感觉这个描述的还是挺感人的。